感觉南宋之时，浙学为上，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然而他知道，在这魏晋之际，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虽然仍为晋臣，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司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对，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也一定要暗中设法，给他掀个底儿掉！

    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裴该便即往顾茅庐，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姓氏志》，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孔子不就是以“师”著名的么？

    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盛情款待，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他说目前师资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开召生，我的计划是，不论出身，只要有志向学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学。

    之所以规定年龄，是汉代就有年逾六十，白发苍苍仍为太学生的，裴该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教育资源嘛，那种老帮菜就算学出来了，还能做什么？我搞教育是为了培养基层官吏，还真不是玩儿慈善啊。

    董景道沉吟道：“不论出身，皆可入学么？还须加以甄别，以免假意向学及作奸犯科者混杂其中……”

    裴该点头道：“这是自然……”官学生自然学杂费全免，并且公费住宿，甚至公费吃喝，这些优惠条件一颁布，不知道什么阿猫阿狗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来呢，我又哪儿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

    于是对董景道解释说：“京师国子学及太学，只召官员子弟，即便汉代太学生，亦由官吏荐举，某以为，如此则闭了不少士人向学之门，有违夫子‘有教无类’之本意也。或云当使其长吏审核身份，出具凭信，证明向无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学，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则一郡一县士人难免蒙屈。

    “因此将审核之权，尽付于先生，有何才具，须作何考试始可入学，入学后当遵学律，而学律如何制定，等等，请先生详细筹划，与我相商，以便具体行文。商议既定，条文既具，则无论招收、开革，权在先生，行台绝不掣肘。”

    说到这里，裴该微微一笑，打比方说：“譬若某人曾犯国法，既已得赦，则先生若观其为可造之才，有悔过之意，亦可录用；设若我家子弟，身入学校而违律，只要证据确凿，先生亦可放心开革，我绝不为彼等说情。”

    此外裴该还计划着，把教育经费全都下拨给董景道，由他自主筹划，包括召多少学生，怎么开饭费等等。以后行台也会按年统筹出一笔资金来，源源不断地供给，老先生只需要把账做好了，由行台派员前去核查即可。

    董景道闻言，表面上不动声色，眼中却分明闪烁着欣悦的光芒，便即朝裴该拱拱手：“多谢大司马。”裴该笑道：“此为国家，非我个人之私，先生何必道谢？唯愿天下才士，咸出先生门下，他日为吏做宰，可以振兴社稷。”

    随即二人乃开始就办学的细节问题，展开讨论。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但既然裴该已经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基本上算是给钱给政策，让他独立办学，也便不宜再争了。何事不喜呢？就是“校长”这个名号。

    长安行台办学，当然不能再叫太学、国子学，裴该即取汉代地方学、校、庠、序四级的前两字，称为“学校”——在老先生想来，必是如此来由。这倒是无所谓，可是为什么要叫我“校长”呢？

    一则校在学下，我凭啥不能叫“学长”？二则“长”字用作官称，并不尊贵，譬如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再譬如大司马三军中，队以下三级主官才称长，再上就称督乃至帅了。

    所以老先生认为最合适的名称，应该为“学令”，再不济模仿中央，直接叫博士也成啊……算了，不跟大司马纠结这些细节问题了，我先做几年校长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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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景道与裴该大致商议定了，便即退归为他准备的精舍，去拟定办学的计划书。但计划书还没能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