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

    “国学“，更有宽泛的解释。如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国学是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名词，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必多说，学术上的时代主题是西学东渐。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而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今人对国学的基本看法只在形式上，乃至觉得用文言文的就是国学，对于朴学之类几无任何概念。举例来说，治国学先从经学开始，经，古称六经或六艺，后世经历秦火，几经辗转，乃最终定为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周易》以占筮之书，历秦火而独存，没有被焚禁过，六经之中其他经书及六国史书之类都在焚书坑儒中被焚，后在汉初由官方整理寻找，从故秦博士伏生这些人那里按他们的背诵记述重新补足，与原书多不一致，同时又有鲁恭王坏孔子家壁发现壁中书，及后世刘歆于秘府整理出的“古文经”，虽有经学家的今古文之争，古文家又因伪造部分经书而被诟病，后东汉郑玄调和今古文，又经王弼、王肃诸人，今古文之争渐弭，而一代人皆以一代之风气解经，西汉尚灾异，故董仲舒等人讲公羊学言灾变，京房易学讲卦气；东汉流行谶纬，郑玄乃兼注纬书；魏晋尚玄，乃有调和儒道之努力，论四本、崇有、贵无以至有将无同之论，说《易》者多采道家之旨。南北朝至隋唐大略沿袭并整理，孔颖达笺注群经，为当时经学南北融合作出贡献。

    宋明时易学继陈抟而有邵雍，后朱熹采易图讲易，重在义理，此时理学产生，又者经历隋唐，经学受到禅宗影响，又进入新的境界。再有太极、气、理、性之说遍及人心，此时经学离孔子所治经已渐远，至王阳明“心学”则更是采佛家大乘精义。清朝*大兴，考据朴学大兴，乾嘉年间尤盛，纳兰《通志堂经解》之后，诸家整理经学文字勘定版本，并作正义笺疏，焦循、钱大昕、阮元等为冠。

    近代俞樾兼通今古文，其弟子则又启今古文之争，又有南海先生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当时章太炎、刘师培诸人，遂争演愈烈。通经学史，还须知道经学背后的政治因素，如汉代治经是士族垄断仕途的方法，注经便是掌握话语权，乃造出俨然春秋贵族一般的世代簪缨之巨族，在晋以后士族遂成为超越皇权的势力，至有“王马共天下”之说。

    今古文之争更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如王莽改制等，总而言之，经学中问题错综复杂，而只有治经学后，才能遍及群书，治史、子、集部。例如，不通经学，不会《尔雅》、《说文解字》训诂音韵之类，就无法在文句上读懂古书；不懂《周易》象数乃至天文地理者，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