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绝不能放走的地区，殷胥甚至打算命维州再招兵扩充，分散几处军镇，牢牢守住。

    而最后一座大营，则是实力最弱的广州清海军，岭南五府经略通任，主要是平定岭南蛮族，维护广州附近几处市舶司，管理岭南境内渡海而来的胡人。

    这样的大营，是不具备远途调兵作战能力的。

    刘原阳手中根本没有什么能用的步兵水军。

    殷胥面对这种状况，也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加上听闻开春后，流民过多，南方部分地区开始爆发伤寒疫。伤寒传播爆发极快，从东汉的伤寒大疫爆发，到三国曹军因得伤寒而死伤无数。虽然对方因这场疫病而虚弱，但伤寒的传染速度太快，他也不会让刘原阳带着一群兵南渡送死。

    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既然如今无兵可用，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封锁战线，让南地自生自灭去。

    殷胥命剑南节度使、渝州和益州刺史、以及蜀地大营主将即刻进京，保险起见，蜀地大营主将带两千兵力同时随行，避免中途遭遇意外。

    他一面商议朝廷给出政令来发展、优待蜀地，将这一片盐、丝重地握在手中，避免江南动乱对大邺的基础物资造成太大的影响；另一面则放权给刘原阳，朝廷给他一切他想要的，他自行招兵屯兵，在淮水至长江之间的区域设立大营驻地，阻止行归于周两侧合军。

    这个做法，几乎是把整个江南地区放掉，先顾山东一地，切断了行归于周伸出的这一只爪子。南地管是军镇独立、流民造反，他也不管。

    纵然百姓苦，可殷胥也没有办法，他若是向南地送粮，相信根本到不了多少到百姓口中，反而是养肥了一方叛军。

    他在长江北一代，命各州以第一年免租税为由，对外大量放官田，招工匠，来引部分近江百姓南渡。虽然可能是杯水车薪，但他就是要做出江北江南两岸的落差来，行归于周会用世家共治的那一套来招揽世家，难道朝廷就不会用“爱民如子”来招揽深陷水火中的寒门官员将领和百姓么？

    这不在于谁的喊话好听，而在于谁的嗓门大。

    殷胥相信朝廷如今是比遮遮掩掩的行归于周嗓门大得多。

    而江南在开春的动乱，必定要在秋末收成之时得到孽果，他既然无兵可打，不如画一道线，待到冬季都折腾累了最虚弱的时候，再发兵击溃。

    当然……天下还是有很多人满腹野心，觉得自己在大邺成不了事，到了行归于周好似就能抓住机会成人中龙凤一般，如今行归于周已经撕掉了半面伪装，怕是有很多本不属于行归于周的人，因此蠢蠢欲动了吧。

    这些事情他一件件处理着，殷胥或许是年轻，或许是被事态逼着的急迫，与他冷静的言行不同，他推行的政令却相当之大胆。

    而薛菱却给出了一项关于治理蜀地的建议，他竟觉得两人想到了一处。

    本来以为薛菱要开始养老，然而她似乎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来书房帮他处理些事务。就像是袁太皇太后不论做了什么，她一定会坚决的拥护殷姓的统治，殷胥认为至少在如今的状况下，他该信任经过两帝，经验老道的薛菱。

    合并了薛菱的意见，他在会面蜀地几州刺史后，决定废除整个蜀地的州郡制度，合整个蜀地极其密集的二十余州为剑南道，统一整个蜀地，设整个剑南道的唯一治所为成都府。

    各州军镇不再完全自治，削他们手中军权的同时，各军镇的一切军饷、拨款全权由朝廷支付。这是类似于七座大营的管理方式。

    成都府具有剑南道二十几州的最高管辖权，但节度使军权降低，成为成都府门下官员。成都府虽然也有自治权，但出兵、改地方政令等等大事仍然必须请示朝廷。

    这简直就像是个特别辖区，上一个是这样待遇的，还是洛阳周围的京畿道。

    朝廷上反对之人不在少数，蜀地的统一需要的大量拨款，显然也为朝廷加重了负担，但如今殷胥决定暂时割裂和朝堂之间控制关系，特殊时期，他不能再按老规矩来走。

    殷胥甚至下令着手修建蜀地至长安的官道，但由于蜀地地形复杂，这条官道怕是要好几年才能修成，而且成本也高的离谱。殷胥确认为南地运河的南段被控制，长安必须要有和其他富庶之地的通路，长安至蜀地连通，是为了让北地在暂时抛弃建康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