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四朝老臣，在朝中资格之老，只有寥寥几人可以比拟。他又同东林党人交好，门下几位学生，如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是东林党人新近出现的中坚力量。

    他自认，就算是做了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最多也就是败坏一些名声。但是如果让天下人知道，这是皇帝亲手写的总论，恐怕朝野的舆论就不是那么温和了。

    不过当袁可立做好了，在朝堂上被群臣责难的准备时，崇祯却在士绅大会上首先抛出了对于《民事通则》的讨论。

    在牛金星等人的鼓吹下，又有袁可立本人的名望，加上这群士绅代表也正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处于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感动阶段。

    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被这篇总论打动了内心，大部分代表在第一时间，就认可了总论中所确立的思想。除了一小部分士绅还是心存疑惑，但是在群情汹涌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当然，某些士绅代表看到这篇总论时，想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对于下层百姓可以予取予求。但是在特权阶层的上位者眼中，他们同普通百姓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篇总论中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也确实打动了他们心中的一缕需求。特别是那些处于藩王宗室领地内的士绅，他们可没少吃这些宗室子弟的亏，能够出台这样一篇《民事通则》约束一下宗室，他们同样是乐见其成的。

    士绅大会这边正一条条的通过《民事通则》的时候，从大明时报上才获得消息的朝廷官员们，顿时慌乱了起来。

    不少思想较为守旧的官员认为，《民事通则》后边的判例还差强人意，但是前面这篇论人的基本权利，既不符合礼制，也不符合祖制，实在是荒唐之极。

    当然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便是，论人的基本权利一文，已经动摇了夫子礼乐治国的大道，坏了上下尊卑的人伦正道。

    而来自江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思想也较为开放的年轻官员们，倒是能够接受，论人的基本权利一文中的不少观点。

    但也有一些推崇复古礼制，以挽救人心世道的正统派官员，虽然认为这篇文章说的在理，但不是眼下大明所需要。

    在他们看来，今日大明的问题，主要还在于人心的沦丧，士人道德的败坏。比如一些士人公然以服妖和追求名妓当做了名士做派，对于科举舞弊、官场贪腐的手法不以为耻，反而津津乐道，视为当官出仕的不二法门。

    因此，恢复古礼，使大明社会的风气恢复到国初刚健质朴的社会风气，正是他们认为的，眼下挽救大明时运的唯一道路。

    也正是因此，这些正统派官员对于崇祯所推行的新政，还是基本容忍了下来。毕竟新政中不少措施，便有抑制奢侈消费，重新树立士风的目的。

    他们尤其赞成，崇祯登基后便下令取缔京城象姑馆，和扫除许多妓院，释放大量的妓女从良的举动。

    他们本来就认为，京城是天子脚下，但是这些勾栏院内藏污纳垢，又多有从四方拐卖而来的女子孩童，实在是京城的一大毒瘤。

    不过他们追求的毕竟还是礼乐治国的复古之礼，面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言论，他们自然是要坚决反对的。

    但是当袁可立真正站在了国是会议上时，他突然发现，攻击他的言论似乎并没有预料中的怎么狂风骤雨。

    坐在御座上朱由检，一脸木然的注视着，下方大臣们对于《民事通则》的争论。

    事实上因为袁可立的特殊身份，使得原本就已经开始分裂的东林党人，现在更是分成了数个团体。

    这使得一向代表清流喉舌的东林党官员们，在这场朝会中，反而首先互相攻击了起来。

    没有了这个往日的主攻手，其他官员对于《民事通则》总论的批评，就更是一盘散沙，都不需要崇祯出面维护，袁可立的弟子和友人就已经替他挡下了这些攻击。

    看到这种局面，处于下风，持批评意见的官员们，纷纷向皇帝请求圣裁，想要崇祯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朱由检这才仿佛被惊醒了一般，清了清喉咙说道:“袁尚书编撰的《民事通则》日前送入宫内后，朕翻看过数页。

    考虑到这《民事通则》的实施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朕恐其中内容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