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0%之间浮动。这还是托了中国银贵而外国银贱的好处，简单的来说，便是这时代的汇率不平等，给大明货物提供了加成。

    一旦这个不正常的汇率被拉平，国内外的白银价值相当，那么近海贸易的利润必然会跌落到50%上下。

    因此开拓跨洋贸易，自然是每个中国海商的渴望。但是远洋贸易不同于近海贸易，不熟悉的风土人情和天候水文，大大的增加了跨洋贸易的风险。

    所以当欧洲人开启大航海的时候，乃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发起的新航路探险计划作为开端，而不是某个渴望获得东方商渠道的大商人组织的探险。

    这完全便是因为，开拓新航路从来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也不是成功率极高的探险航行。相反，先驱者冒着极大风险和巨大投入换取来的新航路资料，最终为后来者发家致富指明了道路。

    虽然现在已经快到大航海时代的尾声，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已经被欧洲航海家所发现，仰仗着这些欧洲航海先驱的工作，大明人从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欧洲籍中，也开始渐渐的认识了自身所处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各个海域的水文天候资料，各个港口的潮汐规律，欧亚航线的具体行程，这些最为要紧的资料，都牢牢的锁在了欧洲各航海国家的金库中，从来是秘不示人的。

    大明海商想要建立自己的跨洋贸易航线，就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入到探索世界的海洋探险中去。这种探险光靠私人的力量是不足的，同样是需要朝廷出面组织，以国家的力量探索出新航线，并保护本国的商人在新航线上进行自由的贸易。

    当朝廷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之后，原本还在观望的东南各省海商们就出现了分裂。一部分海商认为，应该趁着海商协会刚刚成立，还没有完全把持海外航线的时候参与协会，从而为他们自己赢得应有的权益。

    而另一部分海商则觉得时间还不够，现在朝廷虽然喊着开海的势力占据了上风，但是在地方上支持禁海的声音同样不少。以大明朝廷以往在海禁政策上朝令夕改的历史来看，现在轰轰烈烈看似热闹非凡的开海之策，未必就会一帆风顺的坚持下去。

    更何况，探索跨洋航线是非常花钱和花时间的工作。现在加入海商协会，显然是要为此花钱出力，在看不到收益的状况下掏出这么大笔钱财，显然让这些海商有些犹豫不决。

    对于这些瞻前顾后的保守海商的想法，那些想要尽快参加协会，参与到探索新航路计划的海商们自然是不会接受的。最终双方闹了个不欢而散，而这些海商们则推举出了十多名代表，上京向朝廷请愿，请求加入海商协会，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这些商人代表的到来，倒是让崇祯着实高兴了一段时间。毕竟这些海商势力虽然不大，但是胜在人数众多，遍及了江浙、闽广地区。

    有了他们加入海商协会，不仅削弱了地方上那些缙绅豪商的力量，减少了他们的羽翼。又替他在海商协会中找到了一个新声音。

    虽然郑芝龙等东南沿海海商对于皇帝支持的北方海商还算客气，但是这些北方海商代表毕竟对海洋不怎么熟悉。被崇祯保下来的许心素，同郑芝龙敌对，但不意味着他会亲近北方本地的海商。

    而协会内部的北方海商虽然忠实于崇祯，只要皇帝有什么命令，他们都能在协会中一一落实。但是，在海洋事务上，这些海商目前还只能做郑芝龙等人的学生。就许心素在私下的说法，论到对海洋的了解，这些北方人还不及他船上的一名水手。

    虽然拥有着后世眼光的崇祯，能够在大的方向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于风帆时代的海洋事务上的细节问题，他的表现同样和旱鸭子没什么两样。

    毕竟在这个时代，同一时间出港的船只，有些船只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有些船只则要拖延了数倍时间，还有些船只或许根本就到不了目的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便是在于风的缘故，和驾驶船只的船长对于风的利用效率上。

    所以当朱由检在协会上谈起欧亚海上贸易规模，及欧洲各国海上力量在东南亚的对比分析时，一干代表只能闭嘴听着他说。

    但是当郑芝龙等人说起台湾到大陆之间的黑水洋特征，和各季节渡过台湾海峡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时，朱由检同样只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