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简单，他并不认为何锐连基本的法律制度概念都不知道，便试探着问道，：“请何兄指教。”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用法律或体制工具实现三个目的：其一，对国家社会财富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配；其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政府公共产品服务如国防、治安、医疗、教育等等；其三，为国家社会秩序运行所产生的成本进行摊派。”何锐严肃的说道：“所以它本身无所谓救国救民，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赵天麟大为惊讶，这套理论与当前的法律界的公平正义理论认知颇有差异，但又很有见地，不禁追问道：“难道何兄以为，我们不应该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实现公平正义以及推动整个国家兴旺强盛吗？”

    “谁的公平？谁的正义？”何锐一指窗外：“每天早晨，天津租界工部局会派人从街上收拾尸体，少则数十具，多则上百具，在上流社会看来，此事稀松平常；但在贫苦百姓看来，这可是个人吃人的世道。”

    赵天麟颇为尴尬。

    何锐笑道，“所以我说赵兄，既然谈法制，就得先谈是谁的法制；既然要谈救国，恐怕先要搞清楚救谁的国，若是连赵兄这样的志士都对天津的路倒尸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这个国不救也罢。”

    赵天麟怔怔地看着何锐半晌，脸色来回变幻，终于叹了口气，勉强说道：“那以何兄之见，当下的中国该如何是好？”

    何锐此时平复了情绪，“办法自然有。中国所需要的法制当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的，去除生产者身上的束缚。而为实现这个目的，则又必须优先解决生产资料重组与国防安全问题。”他指着窗外的那座教堂尖顶，“不清扫那些地主劣绅和买办，不打发我们的列强朋友走人，不论什么法律制度都是没用的。”

    赵天麟有些犹豫，“难道没有更和平更宽松的办法吗？何兄，无论如何，暴力总是总是不好的吧？”

    何锐微微一笑，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何某选择从军，就是因为如今的中国，有些事情已经无法用嘴、用笔来解决了，想来华盛顿、克伦威尔应该和我的想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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