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政府总会给公司添加太多的国家义务，比如培养海员、比如履行军事义务、比如捐款、比如移民等。

    这一点，大顺的贸易公司也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比如要履行军事义务、要履行培养海员水手的任务、要配合作战提供后勤支持等。

    或许，区别就是大顺的货物不愁卖，否则他们这么沉重的非商业义务，一定难以为继。

    大顺的商人很羡慕我们公司的制度。

    可惜，他们没胆量、也没能力学我们，绞死自己的皇帝，请一位外国人来当天子。

    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

    依照委任状第七款之规定，我这样级别的公司高级员工、且持股1000磅以上的人，是可以提出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提议的。

    只要董事会半数通过，即可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转型之问题。

    依据1726年之新授权法，公司董事会可以自行制定法律、开设法院、制定税收政策。这已经为公司的转型铺垫好了一切。

    现在，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以及在印度等地的公司高级职员，写一份非常明确的企划书，说明公司转型、加大在印度投资、摆脱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这么做将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即可。

    既然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我这份建议书的出发点，也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展开说明。

    我认为，只要外面还在开会的那些蠢货还没有做出真正愚蠢的决定、使得中国方面勃然大怒把我们全部抓紧监狱，我就有机会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方式，调整公司的战略。

    影响公司转型的，只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谁说，一家公司盈利，一定要靠贸易或者生产呢？

    收税也可以盈利啊。

    荷兰人都知道，如果股票投机和炒作可以盈利，那么盈利就好，为什么非要贸易和生产呢？

    我想，我应该能够说服他们，对华贸易的利润依赖，会让我们陷入voc一样危险的境地。

    毕竟，我是公司里最懂中国的。当年的茶叶事件和对荷兰公司竞争，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不知道印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真正懂得印度看似阔大，实则不堪一击的人呢？

    但愿印度方面的公司高级员工里，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