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堪能和有大洋运费阻隔的机械工业不相上下不甚有优势。

    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毕竟，连正牌的《国富论》，都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而出现之后也并不是英国的政策，而是反英国政策的。

    这时候，双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义、加强集权、强力干涉重商主义只要不去“望文生义”，就应该知道这个“重农轻商”的“轻商”，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来的传统，很多实学派中的激进派，就认为“师夷长技”的长，应该去其外壳，取其内核。

    比如英国之长，在于能征税养出那么大一支舰队。小小岛国，愣是靠征税能憋出来一支和大顺规模差不多的舰队。

    那么，这个长的内核，并不是说大顺要造一支更大的舰队，而是说“要用英国搂钱造舰的手段，来推行移民”，既然英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出一支这样的舰队，那么大顺师夷长技，难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规模移民吗？

    不同时代的“师夷长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时，师夷长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师到自由贸易、开放包容这些东西的，因为夷自己此时也根本就没这些玩意，怎么师？

    怎么可能师一个此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

    所以此时师，比后来师，更适合。后来师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层建筑；现在师的，是如何富时期的上层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细分辨，透过现象看本质，只看现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学诸如什么异端审判、政教合一、女巫审判之类的东西，也实在不用学。

    本土就有非常极端的儒家一派，颜元等人是明确提出，要对异教徒“物理消灭”的60岁以上，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还可以轻判；60岁以下，甚至连和尚道士都要若不还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说对外交流，一定要学点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军事技术、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时能学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想办法收税、想办法用大量的税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强管控、加强监管、加强集权和行政效率。

    简言之，刘玉在大顺原本是激进派。

    但是，现在，一些实学派的中的激进派，认为刘玉过于保守，是保守派、甚至是老保守派了。

    “兴国公老了……”

    这句话，在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流传，并不是在陈诉一个年岁上的事实，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就像此时在北美西海岸既找金子又勘探绘图的这些人。

    这年月，勘探、测绘，家里有钱有势的子弟是不可能学的。因为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雪山高原、要么是茫茫沙漠、要么就是热带雨林、要么是土着遍地的异域。

    而没钱的子弟，才会学诸如测绘之类的行业，就是弄口饭吃。

    而偏偏，大量外派到各处测绘的，能看到海外的大量平原、沃土、良田千里潜力之地的，又是这些穷人家的子弟。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想想自己的父母那点地、过的是什么日子，自然而然就认为，朝廷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集中力量移民，实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愿想。

    但刘玉在干什么？

    在慢悠悠地做事，不管是在山东做的，还是在此时正在引导北美挖金子移民的办法，在他们看来，都太慢了。总觉得，刘玉现在做事，比起当年在松苏和盐改漕改的雷厉风行，大约的确是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