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做饭，没秸秆连饭都做不成。

    但是，这两者的劳动强度、生活舒适度，农民这两个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说，那些税、赋、劳役、水旱、柴草等问题，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东，河南一些县的农业彻底崩溃，历史上要到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漫灌淤积导致的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耕种土层被覆盖。

    现在，华北地区的农业，小农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崩溃。

    这正是最难搞的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点，可以转型，人均土地只要达到20亩，男耕女织的体系崩溃，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艰难点。

    往后点，真到崩溃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一过，再想搞大移民、大工程、大水利……除非是一个逆天组织力的中央政府再度出现，否则没戏。

    但偏偏，现在移民这事，大家都不情愿。

    尤其安山湖地区。

    因为大顺废弃了运河漕运，所以安山湖作为“水柜”的意义消失。

    做水柜的时候，保漕是第一要务。垦荒？围湖？抓着就给你平了。

    现在漕运都废了，安山湖淤积半死，朝廷的草荡漕运巡逻队也裁撤了，湖边人家纷纷围湖垦荒，耕地面积相对于废弃漕运之前，还有所增长。

    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社会氛围也不是如此，所以造就了之前的辉煌。

    但同样的，因为大顺不是宗教入脑的国家，一切得讲利益、讲实际，所以没办法用“应许之地”的故事、用“出埃及记”的附会，让许多人漂洋过海，相信“先知”的指引。

    是故，哪怕刘玉和各层官僚，把道理说破了天、画了美好的饼、讲的去那边有多么好，依旧是应者寥寥、阻力极大。

    …………

    一般来说，在关于时代变革的故事里，多数会选择一个中等家庭的视角。

    可上可下，才能叫体验人间沉浮、变革时代的中产命运。

    而刘玉之所以选择分化移民，第一批移走的，是鲁西农村地区的中等之家，原因倒没这么多沉浮之叹。

    主要是富户和士绅，他们造反意愿不强，给他们好处，甚至是类似于“逃奴法”一样的隐藏好处，让他们裹挟佃户远迁关东。

    而底层，再差也差不到哪去。

    而这些中等家庭，一来家里即便没有功名，但是可能距离秀才很近，最起码也是开过蒙、识得一些字的；二来挖河修堤并不是个好活，底层或可忍，甚至觉得生活水平没怎么下降、毕竟本来就在底了再降也降不到哪去，而对这些中等家庭来说，挖河修堤无疑肯定是苦日子，他们的情绪会更加强烈。

    毕竟，一般来说，就算出劳役……那至于乱世时候被抓壮丁，中等家庭也会选择出点钱，雇人去。

    安平湖周围的一家姓王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中等之家的典型。

    家里尚未分家，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唤作王成，娶妻刘氏，也还健在。

    膝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嫁了出去是别人家的了。

    四个儿子的名字，也是俗之又俗的龙、虎、豹、彪，在一起过活。

    老房子、带堂屋。

    和历史上黄河北决之后的鲁西地区的中等家庭，最大的区别，可能也就是少了一艘始终在房顶上“躲水”的船。

    再就是因着黄河数百年没从这边走了，是以这边的老屋子，并没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地基淤积。

    家里四五十亩在账的地，七八亩湖边不入账的垦田、养了个牲口。

    四个儿子都结了婚，孩子也有了。

    在迁徙这件事被公开之前，家里面的事，无非也就是围绕着婆媳、妯里这点事转。

    老爷子多给了大伯哥家半个西瓜、婆婆悄悄给了老三家二尺布、昨儿二嫂子买了斤桃没给我家小孩……无非就是这些。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不分家单过、婆婆掌内公公掌外、纺纱织布自己用、偶尔卖点换棉花。

    体现在这，便是大顺已经变革了二三十年，甚至已经在欧洲干了一仗了，但实际上外部世界的变化，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几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