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专门负责仗着秀才身份闹事、见官不拜、地方官不敢打死、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也组织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带着大量的中下层地痞，向事发县集中。

    新工商业体系这边，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新帮派，这些融合了漕运漕工狠劲儿、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也迅速组织了人手。

    而松江府等地已经开始依附新兴资本的秀才、生员们，也领导了钱，开始写文章描绘盐户生活的苦难，猪狗不如的生活，盛赞盐政改革的好处，痛批那些盐蠹是百姓口淡的祸根、是朝廷盐税少官盐难卖的根源。

    而负责诸如冲击衙役、“义愤”殴打官员的秀才生员们，也都准备好了。

    封建社会嘛，黑社会也是要看身份等级的。

    能打对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

    正所谓，京城有京城的规矩，江南有江南的规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办法。

    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在《皇明大事记》中，已经将江南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等，视为同等的大事。

    应该说，能当首辅的，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大明基层失控、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崭新的”、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见其严重程度。

    应该说，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

    从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抗税、党争等等，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

    无组织的民众，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专业打手、流氓无产者的性质，组织松散，但终究是有组织的。

    否则，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祯上吊，江南哭临，这些打行“流氓冲锋队”，也露了脸。

    阉党想要列班祭拜，复社反对，写檄文羞辱。

    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上街去打复社的人。

    复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复社的徐武静、张子退，立刻从东阳、义乌等地，雇佣了大量的打手。

    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就在街上开干。

    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

    顾炎武在其《生员论》里，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朝廷年年科举。

    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

    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这些生员能干啥？

    显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当黑社会的头目。

    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我来打；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我来骂；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我来干。

    上层结党结社。

    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

    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

    当然，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复“察举制”，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挺有想法的……

    总之，正所谓，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不但有文化，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那就更可怕了。

    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闹事的标准套路。

    笔杆子写文，掌控舆论，占据道德制高点，煽动情绪。

    底层打手出动，搜捕对面的打手，打的他们不敢露面，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