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