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