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

    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不然，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

    这个，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颇为有限。

    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

    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这番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番话的本源，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

    但因为时代变迁，后世的重点，都放在了后面的“人与禽兽”的区别。

    不过，如果想要解歪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简单。

    即，孟子说的从大禹、到后稷，再到契的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先后顺序”的？

    或者说，是有主次顺序的？

    治水，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安全保障、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

    然后，才去搞生产。

    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

    如果有主次顺序，或者先后顺序，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盐政改革、土地政策，发展生产力，在儒学概念中，也是有巨大意义的。

    或者换另一个角度，孟子这番话，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保护人民、发展生产、教化百姓等等义务？

    如果要承担的话，钱从哪来？是不是要收税？是不是要改革？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

    总之，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

    当然，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孔孟争端、儒学流派等等问题，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

    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

    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

    甚至，人还不少。

    但是……

    但是，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