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月里确实起到了稳定广大农村的作用，可在王朝末年这种效率极差的统治手段就行不通了。

    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发展，在明中期人口大爆发，人口增加土地必定减少，在加上朝廷优待士人的法律，又经过二百多年不断放大法律中的漏洞，所以明朝南北农村均面临着经济崩溃的现状。

    其实如果明朝皇帝懂一些现代经济学，就应该知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加大社会的各种危机，如果这时候处理不好，轻则遗害整个王朝，重则直接会让王朝走向灭亡。这也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到了中后期，都要进行变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等，都是看到这种危机勇于站出来解决问题的人。区别在于王莽与王安石都失败了，而张居正成功了。当然这三次变法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对社会触动最小的就是张居正变法，这也是变法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与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变法不同，张居正碰到了明朝最不负责任的皇帝万历，为了收拢权利打击张居正余党，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尽废其法，后世很多史学家提出明亡于万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万历后期社会各种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北方人口增多人均土地减少，同时大批的农田被宗室、士绅瓜分，所有赋税都压在数量越来越少的自耕农身上，在加上碰到小冰河时期粮食减产，这才是崇祯初年陕西爆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如果这时候皇帝换上有一定行政能力的人，马上应该调整南北经济结构，让受天气影响较少的南方增产粮食，同时给北方各省减免赋税，这样下来完全可以缓解北方的粮食危机。可是偏偏明朝农村乡绅权利极大，在加上太湖一带自古就是文风鼎盛之地，也是东林党的主要发源地，地方官吏出于各种原因与乡绅勾结，放任当地水田改桑田，这样固然是增加了收入，可是对全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半点好处。

    偏偏这时的皇帝是东林党扶上位的崇祯，当然崇祯的哥哥天启也是东林党扶持上位的，可是天启明白这帮臭老九骂人打击政敌排除异己是行家里手，让他们去管理国家根本不现实，所以天启虽然给了东林党权利，但又扶持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出来制衡东林党。

    正因为天启的手段，在同样风雨飘摇的七年中，国家虽然大小问题不断，但并没有出现什么危机王朝生命的问题。

    可是崇祯上位就不同了，直接弄死了魏忠贤，同时又收回了各地的矿监税监，将国家大小权利都给了东林党，这下南北农村差异变得更大，北方没有粮食，南方不种粮食，在加上天灾人祸内外矛盾，这个王朝到这地步还不灭亡可真就没有天理了。

    当然这些知识是赵福祥在后世网上看到的，马桂兰不上网，自然没法看到网上各种喷子互怼，所以马桂兰的教材里并没有写的这么深入，只是点出了南北农村存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失衡导致的。

    提出问题自然还有解决问题，马桂兰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大农村的控制力度。马桂兰认为应该将农村每百户编为一生产小组，选出一户担任小组长，每十个小组成立一个成产大队，多个大队成立一个公社。

    赵福祥就是乡镇干部，看到这里好悬没笑出声来，这不就是与后世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类似的三级机构吗？

    其实赵福祥不知道这套基层统治机构可不是后世发明的，也不是开国太祖发明的，如果真要找一个发明人，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算是一个。

    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已经确立了乡、党、邻、里四级农村治理机构，到了秦汉变成乡、亭、里三级，里正管理一百户，亭长管理十里，乡老管理十亭。不过当时因为人口比较少，真正能将这套政策贯彻到底的郡县很少，大部分农村都是自然生长，如果官府不下来征税，一般是无人管理的。

    真正将这套基层组织完善的正是朱元璋，他详细的规定每级官员都需要干什么，一年四季都需要干什么，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的农村三级机构其实与朱元璋搞的那套差不多。不过后世的三级机构可不是花架子，村民小组也不是只有一个里长在撑场面，后世的村民小组除了小组长，还有三到五个选出来的村民代表，他们负责帮助小组长管理日常生产。

    村委会除了村长还有专职的四到五个委员，他们大半都是当地的精英阶层，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