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全部转为太子贤的僚属，无形中也让天后与故太子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继续延伸至新太子身上。这些人中，左仆射刘仁轨为李义府的政敌，一直反对武后临朝。某次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惊趋下殿：“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刚才臣竟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这样明显的借题发挥，便是针对武后揽权过甚而言，而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长期为太子僚属，太子弘监国期间多耐这两位宰相主政，深为武后所忌。郝处俊明言反对武后摄政，算是铁杆反武派，以至武后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众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见和立场与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载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相，不过最后三年都仅仅是挂中书令的头衔在唐蕃前线作战。而他与两位著名反武人士刘仁轨、裴行俭的关系，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许敬宗的关系，都颇可以一议。李敬玄曾与裴行俭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选推荐，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然这两人私下交情颇恶，据《旧唐书.杜易简传》记载：“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考李敬玄的发迹，正是高宗初年，且与许敬宗的延揽推荐密切相关。《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故此仪凤三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大大大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说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了。

    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