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部分则是扮演着低层监管的角色。

    对于这些分藩在新罗地的国人诸侯来说，介于某种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历史渊源，这些渡海引入倭人无疑是鞭策和镇压这些新罗土户，最好的工具和替罪羊。

    放在倭国那边，也是道理亦然的。

    事实上，在大唐全面向着海外开拓的年代，来自新罗和倭国输出的各色归化人等，在唐人的海外拓殖地和贸易据点里，也是某种身份和角色近似的长期竞争关系。

    直到乙未之乱爆发，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这种对外的人口输出，才慢慢停滞和消失，然后演变成了两大藩之间，隔海相互袭掠的“变相”交流。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新罗藩都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劣势，这种情况一只持续到，承光帝重续的北唐朝廷确立，才有所遏制。

    事实上，

    在经历了永嘉大进军和西军东进，等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后，南北分峙的格局当中，东海三大藩也因为不同的距离和地缘环境，而发生一系列的剧变了。

    其中夷州作为梁公的两大初领之一，天然的就是南朝的基本盘，而一度成为侵攻大陆沿海的重要前出据点和跳板，直到澄海之乱的爆发；

    而名义上还是封君代牧的扶桑藩，则因为独立性更高的下属各家封臣，交错对立的立场而陷入了绵连的东西国内战当中。

    至于新罗藩，则因为地缘上接壤的现实威胁，则全盘投入了北朝的怀抱。

    直到北朝因为权臣乱政各方离心，而逐渐衰微下去；与之相应的却是南朝水师在大陆沿岸的活跃，北朝沿海州县凋敝与破败，以及登州镇的崛起。

    而新罗藩所在半岛的横向纵深，却是实在太局促了，是以在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下，沿海好些诸侯藩家，都恰时改弦更张开始向着南朝大梁称臣纳贡。

    如今迫切需要人救援的金氏藩，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因此，乙未之乱后的百余年间，新罗藩本身的演变，就是一副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上演了一幕幕墙头草，随便倒的悲喜乱帐。

    所谓的荣誉和传统，都比不过周边环境和武力的现实威慑，而随波逐流频繁的变化着立场。

    因此，新罗诸侯的总体数量，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各藩频繁更换家主和以下克上的继立，历代继承人的死于非命和多处意外，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镇帅大人啊，”

    入城后像只苍蝇一般烦人，而被我赶得远远的金氏藩使者，再次眼巴巴凑了上来。

    “事集如火啊……”

    只是，不管金氏藩的使者，如何哀告和恳求的变相催促，又是如何层层加码的许下一个又一个条件，都不能改变我的初衷和决意。

    一切凡是以先拿下距离更近一些的罗津港，获得一个稳定的驻泊地和外海补给来源，确保了与淮东的联系和往来，先立于某种相对的不败之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