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爱国之心、真正关注现实的学者，是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最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就像人们在他追悼会上的一句致辞所说：

    “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2004年，正当唐赫得热衷于研究制度经济学，被杨小凯那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里大量的数学折腾到吐血时，却骤然听到他因为肺癌去世的消息，年仅56岁。

    在网络上追悼他的纪念专题里，在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这些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的悼词中，唐赫得大概了解了杨小凯的生平。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张五常在悼词中曾这样说：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因为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为康生所不满而入狱，整整耽误了十年。而等他真正系统性地接触经济学，已经是十五年以后，他受到经济学家邹至庄的赏识，才有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他不是天才，还有谁是天才？唐赫得心道。很自然地，何超琼又被他拜托了一件事：回美国之后，去普林斯顿打听一下。不同于面对张五常这个名字时满脑子的功利，这一次，他是真心想结识杨小凯这个人。

    他自问没有办法改变杨小凯英年早逝的命运，因为据说他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完全是在主动地透支自己的生命。但是，也许他可以将自己从杨小凯那里学到的东西回馈给他，帮他节省一点时间？......

    独自关在房间里，唐赫得桌上的白纸依旧空无一字，面前的电脑屏幕也是一片空旷，只是满脑子信马由缰，呆呆望着墙上时钟一格格地挪着脚步，机械地等待到点好去契妈家吃年夜饭。直到墙角的一块地板被人掀起，他才猛地被惊醒。

    看清来人之前，条件反射地，他心中已经充满惊喜——除了他自己，知道这条从车库到卧室的秘密通道且有能力爬上来的，只有一个况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