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唐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略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