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所产蜀锦以精丽着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

    》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

    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

    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

    “在庭之东，东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

    如诸暨、永安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

    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