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做过手术，而脸颊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以后人生的痛苦又该让我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让我看过的那些苏联报纸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让我感到极大的羞辱与不安。这次参加铁列克提战斗的，光是我们商丘柘城县的新兵老乡就有38人，而在无名高地上牺牲的新兵老乡就有8人。可唯独只有我一人被苏军俘虏。

    作为军人，特别是中**人，被敌人俘虏，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和不寒而栗的事？

    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去中学去找我表哥。学校刚好在批斗一名***分子。那***分子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瘦老头被五花大绑着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敌变节，背叛革命。

    当时，一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高中学生正在发言，揭露他投敌变节的***罪行。等那学生发完言，主持会议的红卫兵负责人就质问瘦老头出卖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头用向**他老人家发誓的口气回答说，他当时只写了自白书，表示自愿脱离**，但绝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红卫兵主持人说他顽固不化，不肯低头认罪，便飞起一脚踹在了瘦老头的背上。老头一下趴在地上，跌了个嘴啃泥。那个红卫兵主持人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而喊起了口号，‘***分子不老实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条。’台下的近千名师生同时振臂跟着高喊口号。

    看着那瘦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问表哥，‘这人是谁呀？’表哥问我，‘你知道张国华吗？’我说，‘是不是那个在成都军区当政委的张国华？’表哥说，‘对，就是他。’然后对我说，‘红军在过草地时，张国华是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的政委，这老头就是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可是，他们在过草地时遭遇到了敌军的骑兵，在掩护大部队突围时，这老头被国民党骑兵俘虏了，为了活命，老头就写了自白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老头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了这里投亲避难。可是，还是被人民群众给揪了出来。’

    当时，我就想这老头也真够倒霉了，如果不是让敌军俘虏，他现在恐怕也跟张国华差不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