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向前。钦天监向王振表达了担心，认为继续前行恐怕会有身陷险境的危险。

    结果王振痛骂道：“真要是这样，那就是天命！”

    把危险归结于天命，这实在是非常可笑。皇帝到了大同后，跟瓦剌有秘密往来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称，如果继续出兵，可能就会中了也先的诡计。

    这就说明，明军还打算在境外寻找瓦剌的主力进行决战。由于众多大臣不愿意继续出兵，因此明军决定返回。

    结果在返回途中，明军却变更了行军路线。根据原计划，是从蔚州返回，然而，在行军过程中，却变成了从宣府返回。

    地图上看，毫无疑问蔚州方向更安全。可为什么明英宗要走宣府呢？真的是因为王振怕踩坏了家乡的庄稼么？其实不是，无论是军官郭登还是王振，都是主张从紫荆关走，由于明英宗没有同意，造成了后面的悲剧。

    在皇帝回途中，宣府的谍报在跟皇帝说也先的人马在打你的后军后，就什么动作也没有了，也没有出援皇帝。

    这说明，坐拥重兵的杨洪与也先已经达成了默契，至少有通敌嫌疑。

    更不可思议的是，坐视皇帝被俘的宣府守将杨洪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被文官升官加爵。

    在与也先的战斗中，皇帝派出的几位军官先后战死，这里面就有身为将门虎子的成国公朱勇，他带领的四万精兵也全军覆灭。很明显，明军遇到的是也先主力。

    等明军到了土木堡后，才发现这里的水源竟然也被也先断了。毫无疑问，也先大军对这里是非常熟悉。为了吃掉明军，也先军假装离开这里，等明军出来喝水时，也先军趁机突击，于是明军溃散，皇帝也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北京留守文官迅速把持了朝中大权，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赢得了北京保卫战。

    之后，于谦对皇帝直属的三大营进行改革，将其改为十团营，文官于谦成为首任提督。

    通过这次改革，文官集团掌握了军权。

    武将勋贵势力由于在土木堡之变中受损严重，导致在朝中难于再与文官势力进行抗衡，负责统兵的五军都督府也逐渐成为摆设，武将的地位也是越来越低。可

    文官集团成了土木堡之变的最大赢家。

    宋立国之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成模式。

    元鞑侵略中华，又打破了这个传统。

    风水轮流转，土木堡之变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成了标配。

    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什么不好，唐宋之前的文人，大多能文能武。自从科举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最求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它的科目及内容，大都不出乎儒学经义的范围，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

    科举制度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江山带有人才，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生就像是一个大戏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名夺利几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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