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 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段祺瑞站起来笑着说，“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大总统当年教诲我们‘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宋骁飞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就可以颠覆它。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宋骁飞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更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大总统的意见。大总统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二。”

    不一会，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容闳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

    宋骁飞站起来表示支持梁启超的观点，“一国是否强大的根本因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文化革新，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样，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会上，结果却难以落地生根，导致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国家却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