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影响到方方面面。

    天朝人对汽车的选择也反映出对德国品质的偏爱。

    奥迪 A6 长期是天朝官车的标配；后世大众旗下的车型长期高居天朝汽车销量榜首，烧机油、断大轴都无法改变人们的购买热情。

    德系车迷朴素地认为，德国品牌工艺严谨、质量可靠，肯定比日岛国更高级。

    事实上，“德国制造等于高质量”的历史相当短暂。直到 20 世纪之前，德国人的形象也和“严谨”完全扯不上关系。

    在许多天朝人看来，语法复杂严密的德语就是德式严谨的明证。但在 17 到 18 世纪，法语才是德国上流社会的语言。17 世纪最伟大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只用法语和拉丁语写作，被**奉为日耳曼精神祖先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则认为德语是半开化的语言，远远不如法语。

    德国人的形象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家斯塔尔夫人曾用“迟钝”、“缺乏军事精神”、“精神散漫”来形容德国人，恰好与此时的法国人形成鲜明对比。

    到 1830 年代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德国人用来塑造民族文化的也不是“严谨”，而是席勒、歌德的戏剧和诗歌，与深沉的宗教情感和激越的浪漫主义。理性、科学之类“严谨”必需的理念，还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文化的舶来品。

    就连德国首相俾斯麦也不禁抱怨，他完全不能与普鲁士保守主义者谈论政治问题，因为他们会把所有事都扯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去。

    德国早期的工业产品更与“严谨”和“高质量”绝缘。

    在德国统一之初，德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制造业主要存在于手工作坊，大型工厂寥寥无几。与早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英国相比，德国只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优势。早期的德国工厂里，充斥着手艺不精的非熟练工，注定只能生产粗制滥造的低端产品。

    在工厂的冲击下，被认为是“工匠精神”庇护所的学徒制度很快就难以为继。收入微薄的学徒常常毁约去工厂打工，担心收不回本的师傅只好把学徒当成廉价劳动力来压榨，使作坊丧失了培养工匠的意义。

    于是，1871 年，德国正式废除了行会学徒制度，开始利用贸易保护政策，全力扶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就像一个世纪后的天朝制造，德国产品很快就臭名远扬。

    短短几年后，“德国制造”就在 1876 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遭遇了第一次惨败。在各国纷纷展出最新民用产品和先进技术时，德国展区却只能靠克虏伯大炮自壮声势，还令人尴尬地悬挂着歌颂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等人的政治宣传品。

    1887 年，英国商人群情汹汹地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项商标法案，要求外国产品标明其原产地。此举正是针对德国——德国大量出口冒称产自英国的山寨产品，已经严重危害到了英国制造业的信誉。

    所幸，德国并未在山寨道路上堕落到底。

    1884 年，贸易部从教育部手中接管了成人学校的管理权，开始发展职业培训。此后的二十年中，德国对职业教育的支出增长了 20 倍，培训学校的数量从 664 家增长到 2162 家，学员从 58400 人增长到 352000 人。

    1897 年，德国重新建立了现代型的手工业行会，将学徒制度作为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环节，鼓励作坊型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较之传统行会，新的制度具有统一的培训标准、合法的学徒合同以及职业资格考核制度，现代德国工人培养模式初现雏形。

    可以说德国的工业，其实也是从“山寨”应该起家的。

    除了德国，天朝隔壁的棒子国，其实也是从“山寨”岛国起家的，通过山寨积累了原始资本之后，才开始奋发图强的改变这种情况。

    作为后期之流，天朝自然也是很难避免这样的情况。

    所以当WIWO和OPOO的智能手机长的和Gphone非常像，功能更是几乎是模仿Gphone的时候，江辉并没有让法务部的人去和他们打官司。

    一方面，固然是由天朝法制还不够健全，即使是赢了这场官司，光辉手机也不见得能得到什么好处有关，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江辉还指望着这些跟风者能够带动智能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