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而张道陵初创道教之时，就抬出老子做为教庭祖师，并奉《道德经》道教中的经典。以此来宣扬其渊源流长。道教自动拜于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门的理论一诞生，对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说成是源自于道门之下，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门弟子的认同了。而《老子化胡经》一书的诞生，从此就诱发了一场佛、道两教旷日持久的论战。尽管佛教信徒们奋力反驳多年，但《老子化胡经》依然故我地影响着华夏大地，并且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辉。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全真派的兴起，《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兴盛到了颠峰时期。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教时，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

    随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程度则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不顾自己72岁高龄，数万里之遥的路途，恶劣的气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万里跋涉，历时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的军营谒见了成吉思汗，这位欲“救万灵苦”、“敬天爱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赐金虎牌、玺书，赋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丘处机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他嘱告弟子们：“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师王重阳创立，其大盛于天下则缘于与丘处机的济世救民的奇功。当时民众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

    全真教的兴起，使《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也到了颠峰时期。不过世事变幻无常，没过多久，曾几遭禁毁的但又顽强不屈地流传下来的《老子化胡经》，却没有挺过元朝，终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挠地流传下来了。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元代道士陈致虚，在《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的年代，依然将儒释道三教，归宗于老子，称三教皆以老子之道为法。“天以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别有一道也，后来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经》被禁毁

    《老子化胡经》的被禁毁，依然与“三教出一门”之说有关。王重阳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丘处机也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随着全真教盛行天下，这种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放大，《老子化胡经》也成为全真教徒占据佛门寺院，合并佛教行动的理论指南。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随着全真教的兴盛天下，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其原因一是影响和势力也是越来越庞大，全真道的《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也记载有这种盛况：“自邱往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