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李治的挽留，出了营房冒雨返程。

    营房内，气氛压抑，无人说话，窗外大雨哗啦啦的声响分外喧扰。

    原本以为固守潼关以待援军，等到援军抵达之后即可反攻长安，一举抵定大局、成就宏图霸业，孰料山东、江南两地组建的私军尚未前来潼关，便遭遇莫大之危险。

    这对于士气的打击实在是太过巨大

    先前的胸有成竹、意气风发全然不在，一股阴霾笼罩在诸人心头。

    萧瑀强自镇定，开口道：“江南氏族同气连枝，对晋王殿下效忠，未必如程咬金所言那般吃里扒外，将大军行进之路线泄露给水师。况且就算有所泄露，眼下水师主力皆在远洋各地驻扎，留守华亭镇的舰船军队并不多，也未必能够阻止咱们十余万私军。”

    口中说话十分笃定，但握着茶杯的手却微微有些颤抖。

    这一回，江南氏族已经尽起家底，毫无保留的站在晋王一边试图夺嫡，各家库房之中的钱粮泼水也似的洒出去，召集乡勇、征用民夫、采买粮秣、打造军械足足组织起将近十万人的军队，几乎耗尽了整个江南的底蕴。

    非是萧瑀赌性太重，也不是江南氏族不入主中枢誓不罢休，实在是已经退无可退。

    长久以来，关中等地作为帝国中枢汇聚了天下人口、钱粮，但是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气候温暖、水量充沛、地广人稀等等优点开始显现，至贞观十年，江南地区已经逐渐成为帝国财赋重地，承担着不亚于关中地区的钱粮赋税。

    江南的作用日益显著。

    但是随着经济、人口的暴增，政治能力却不能取得同等之提升，因此导致江南的人均赋税要远远高于关中地区，换句话说，在朝堂那些大佬眼中，江南就等同于菜畦里的韭菜，既然长势良好，那就一茬一茬的割

    江南氏族岂能任人鱼肉？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是其一。

    其二，则是越来越繁盛的海贸。

    近些年随着水师的日益强盛，东洋、南洋广袤的海域之内全无敌手，一条一条全新的航线被开辟出来，满载着丝绸、纸张、瓷器等等货殖的海船自华亭镇出发，前往倭国、新罗、百济、真蜡、安南、柔佛等国交易，换回巨量的金银。

    谁都知道海贸的暴利，江南氏族由此获得的收益也是土地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但利润的一半却尽被朝廷以税收的方式收缴。

    华亭镇的税率之重，千古未见，对于商税的设置往往在十税一之上，一些特定的货殖甚至能够达到十税二、十税三

    海贸给予江南氏族带来的收益固然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但如此繁重的税率却也使得江南氏族甚为不满——到了口袋里的钱，谁又愿意掏出去呢？

    而华亭镇在房俊把持之下，在税率之上绝无转圜的余地，强势得一塌糊涂，毕竟水师被房俊紧紧握在手里，谁敢不服，谁家的船队出海之时就将面对无水师换队护航的局面。

    这可不是有多少概率遭遇海盗导致舟覆人亡血本无归的问题，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大唐商船护身符一般的水师，会否在某一刻化身海盗

    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从一开始对于商税之唾弃，满口的“与民争利”，直至被华亭镇押解入京的庞大数目商税所震慑，充盈的国库使得各个衙门以往为之烦恼的财政拨款得到极大缓解，高额的商税自然渐渐被大家所默认、接受。

    两相叠加，使得江南氏族认识到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中枢之内缺乏江南力量，没人向着江南说话，若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下去，江南氏族就得永远成为朝廷的韭菜，割完一茬，再割下一茬，永无止境。

    入主中枢，使得江南人发出江南人的声音，自然成为最迫切的需求。

    适逢易储风波跌宕不休，自然被江南氏族视为最合适的机会，只要能够不遗余力的支持晋王，以此换取江南人在朝堂中枢的地位来保障江南人的利益，便是值得的。

    为此，整个江南氏族空前团结，众志成城，孤注一掷。

    然而现在水师却忽然蹦出来，身为江南人，家中商船数十条，每年出海贸易的数额极其巨大，所以萧瑀比别人更加了解水师的可怖之初。

    大海之上，放眼寰宇，水师无敌。

    陆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