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主管县城码头边邸店的衙前彭三利听到传唤，进了县厅，向王安石行礼。

    王安石从案上抬起头来，问道：“你原来管的那处邸店，共有房屋七十余间，是本县第三大的店。前些日子作价五百贯卖出去，你实对我说，这价钱是不是过于低了。”

    彭三利踟蹰了一会，见王安石盯着自己，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好回答道：“回官人，五百贯的价钱是低了一些。那里临近码头，在河里坐船来往两京的官宦人家，多不去驿站，就近在那里歇了。这一项每年少收许多，按着以前的生意计价，可不就是少了。”

    王安石点头：“五百贯，定然是少了，而且少得离谱！你说说看，那店应该算多少钱？”

    彭三利想了想，扳着指头算道：“七十余间房，就算每天租出去五十间，每一间按二十文计，一天净收房钱就有一贯钱。——那是临河的邸店，房价是比其他地方贵的。加上旁边的货场，每天还有两三贯的利钱。一个月下来，这就有一百多贯了。再加上店里的客人饮酒吃饭，一天又有两三贯入账。全部算下来，一个月做得好了就有两百贯。以前因为经常接待官宦人家，还有许多公务，官府的产业不收钱，是以只有不足一百贯的利息。”

    这个数字跟王安石了解到的差不多了，一个月生意稍好一点，收入就能过两百贯。以前因为有大量不花钱的官方人员住那里，不但收不到房钱，还要给他们提供吃喝，一个月纯利只有不到五十贯。彭三利说每月收入不到一百贯，是他那里的账，实际上因为有吏人分肥，入到巩县来只有不足一半。定价五百贯，就是按照一个月纯利润三四十贯算的。

    这中间的差价惊人，一个月利润两百贯，卖价要到三千贯左右。这一点错算，两千多贯就没有了。巩县的两税才有多少？对一个县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彭三利又道：“此次发卖，是连房带地一起卖的，不只是卖的邸店。那处邸店占地约有三四亩，离县城不远，又临码头，地价至贵，总要卖五十贯钱。加上七十余间房，又要值上三四百贯。如此算来，五百贯的价钱极是便宜，是以一揭榜便众人疯抢。”

    王安石到巩县只有两三个月，心思都花在了整修沟渠，治理农田上面，于工商业甚少过问。最近几天，才开始查阅各种账簿，打听价格，心中大致有数。巩县在附近算是一个繁华大县，不过地价跟京西路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高。一般的农田买卖，除非是有便利的沟渠旱涝保收，不然一亩也就三四百文。只有那些极是把沃，浇水便利的，才能够卖到一贯以上。跟城里相比，宋朝农田非常便宜，饶是如此，依然还是有大片荒芜。

    码头附近属于商业用地，地价要贵得多，大约一亩地要十贯以上。此时盖房，一间的成本约是五贯，那处邸店连地皮带房产，大约值四百多贯。算来算去，扣除房产和地皮这些固定资产，偌大的邸店实际只卖了不到一百贯钱。

    这是卖价最离谱的一处产业，王安石决定从这里开刀，处理那些胆大包天的吏人。一下子贪墨了两千多贯，足够砍几个人的脑袋了。

    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一个是强盗罪，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枉法赃罪，十五贯以上绞。

    至太宗朝，官员贪污，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真宗朝后，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或者贪污公币，处罚依然极重。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多是向公使钱下手，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带，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

    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意气风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一日用卖旧纸的钱，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而且招妓相伴。因为言语出格，被人告发，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受此事牵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多人被迫离京，庆历新政很快失败。

    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把此事说成冤案，认为是****。实际上按照法律，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监主自盗，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减轻处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