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祐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

    吏是与民接触最密切的政权基层，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们执行。面对老百姓，他们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扬威。一旦再让他们对官员占了上风，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势，再也难治。是以对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边，可以站在官员一边，惟独不能站在小吏一边。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禄，还是让他们在百姓身上占便宜，总之就是有好处才有人来做这差使。

    不可否认，吏人中也有重情重义的人，也有深明大义的人，那是个人。从总体上吏是无义的，所以官不可以从吏人中选，吏除了钱，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须先辞去吏职，才能够受举荐，参加科举。要是不这样做，把持住基层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会的上升通道，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历史上官吏不分，以吏为官的，有两个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元朝，都没有留下好的统治经验。

    这个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权为了稳定基层，同时又不被基层挟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这个分别对大一统政权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则可有可无。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这样，夏税未完之前，一切依巩县上奏为准。如果县衙不能完成夏税，则论如律，此不必多言。税能完足，再从临州抽调得力人员，前去彻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现在逃亡的吏人该如何处置？巩县说他们上太室山落草为寇，此无异于反叛，要发海捕文书。秋后再派人去查，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后谁能够治他们？官不能制，他们不就成了地方之主。为朝廷计，为百姓计，逃亡的吏人决不可于用。不只是巩县，其他地方一样如此办理。”

    跟县官闹矛盾，逃亡之后再请回去，这些吏人以后就没人管得了。所以这次不管是不是他们的错，巩县都容不下他们，最少也要发配他州。所谓强吏猾吏，都是靠着在地方上错综复杂的根基。出现这种苗头就不行，必须要及时铲除。朝廷不能贪有这些能人，便于治理地方，就容忍他们，这样做是掘统治根基，稳固的政权不需要基层的能人。

    几人又商议了一会，由章得象执笔拟定熟状。

    巩县暂时依王安石上奏处理，只是不允许发海捕文书。既然说吏人已经落草为寇，那便着京西路巡检司，派得力将领前去围剿。由巩县尉带弓手协助，其他人不与。

    原由知许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抚使司已经撤销，新设几个都巡检司，负责地方治安。前些日子刚刚平定了作乱几年的张海之乱，初显锋芒，刚好再到巩县去再立威。

    敕令到巩县，颇有些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河南府是京府，比不得一般军州，上边管事的婆婆就有好几个。吏人逃亡之后，王安石知道河南府和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