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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这些参与叛乱的佃农被国师押去做苦工，还是做军功，跟他们半毛钱关系没有，士绅们还基本摆脱了这次危机。

    有了“守法士绅”的匾额，除非朝廷彻底不要脸，否则大概率是不会大动他们的。

    整笔交易，虽然有其他细节条款，但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各家用几千石粮食，来换个平安。

    这对于士绅来说，绝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条件。但是，也有精细人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之前国师可是说的“以工代赈”啊。

    这里便是要说，华夏古代，赈灾主要有三种思路。

    第一种，就是开仓放粮救济，粮食白送，也就是一口粥吊着命，饿不死也没力气闹事，只适用于小规模（单一府县级别）的灾荒，一旦灾荒规模跨州连府，那就不好使了，因为灾民会大规模流动到有粮食的州府，吃完了就去下一处，没粮食吃就闹事，这么赈灾是赈不完的。

    第二种，就是不少宋朝士大夫主张的放任自由......嗯，换到姜星火前世，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雏形，也就是黄知府“遇到困难睡大觉”的路数，精髓就是朝廷千万别管，只需要颁布政策给予地方救灾者相关奖励，然后等着其他地区为了谋求灾区高粮价利益，主动输送粮食贩卖，进而平抑粮价就可以了。

    跟第一种赈灾思路相比，一旦面临中等规模的灾荒，这招虽然看起来挺不靠谱，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趋利避害的物价自然调控下，一般还真挺好使，当然了，代价就是会饿死不少灾民。

    第三种嘛，便是以工代赈了，荒年以工代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最早始于春秋齐国齐景公时期，《晏子春秋》有一段故事即“齐饥晏子因路寝之役以赈民”，也就是说，当时发生了饥荒，大夫晏婴谏言发仑粟赈济，但齐景公没有同意，当时齐景公正计划建筑一个“路寝之台”，晏婴便假手筑台之名行赈灾之实，他命令下属官吏以高酬雇佣灾民，并加长道路有意宽缓竣工日期，把路寝筑得高大宏伟，让灾民度过了灾荒年岁。

    无独有偶，我铁血大宋除了放任不管，也尝试过这种赈灾思路，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的时候，同样是江南发生灾害，越州知州赵抹奉命前去救灾，他除进行赈灾之外，还招募三万民工修筑城墙，对灾区的民工既发给工钱又发给粮食，等于出了两倍的工钱.....当然了，铁血大宋虽然有钱，但是这么多人的工钱，地方官府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所以是走的当地士大夫借贷，而且为了使有钱人愿意借贷，规定由官府负责在赈灾结束后偿还。

    在场的士绅都是饱读经史子集的，也确实有很多宋代士大夫家族传承下来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宋朝过去发生在江南的赈灾案例。

    “莫非，国师还要额外朝我们借钱借粮食来养活这些人？”很多人开始互相交换起了眼神。

    捐几千石粮食，换个“守法士绅”的匾额，是划算的买卖。可要是再借出去粮食和钱财，作为工酬，那他们可就亏大了。

    事实上，这既是经济账，也是以工代赈在清代以前从未有过大规模推行的原因。

    便是说以前做工，官府都是直接征徭役，现在做工，官府还得借钱养着你们？那官府为啥不走“自由放任”这条路呢？你们活不下去关黑心知府什么事？

    赈灾有三种选择，而地方官员搞以工代赈，就是选了一条自己最惹麻烦的路，除了真的为国为民不怕仕途毁于一旦的好官，没人会这么选。

    因为在古代，组织大规模以工代赈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灾难面前，古代的官府人手非常不够，而且通常守土有责，自保都来不及，怎么组织？即便是组织了，灾民里面总会混进来绿林好汉、类似白莲教等教派的教徒、游手好闲的市井泼皮等等，这些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干活的，不仅不干活，还会起来闹事，甚至要趁机“举大事”。

    元末几十万民夫修黄河，来了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说白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人一多，什么人没有？灾年乱世，还缺想要冒头的英雄汉吗？

    所以，想要搞以工代赈，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