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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范仲淹活着的宋仁宗时代直至白胜穿越而来的宋徽宗时代里，这篇《岳阳楼记》在北宋文坛始终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

    要么无人提及此文，但凡有人把这篇文章摆到桌面上来说事，就一定是批判范仲淹的“反动思想”的。

    范仲淹一生中三次遭贬，其中固然不乏新旧党争、变法失败等外在因素，但归根结底，其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忧国忧民思想遭到了整个当权阶层的仇视和打压。

    在这个时代里，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这篇文章，北宋的文坛也好，士子阶层也罢，都不会有人击节赞赏，当然更不会被拔高的全民皆须背诵的境界了。

    白胜也就是没机会跟老蔡提起这篇文章，如果他提出来，那么蔡京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定会令他大跌眼镜，因为蔡京才是把握时代脉搏的文人代表，蔡京的思想才代表着北宋文人的主流。

    几乎与这个时代里的所有儒士文人相反，狄烈却是崇尚《岳阳楼记》的特例。

    因为范仲淹是他祖父狄青的启蒙老师！早在狄青统帅大军大破西夏的时候，范仲淹恰恰是狄青的上级领导，顶头上司。

    正是范仲淹告诉狄青，只懂得练武是没有前途的，练武的同时必须习文。徒具匹夫之勇是无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只有懂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胸怀家国天下黎民苍生，才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

    狄烈当然知道他祖父狄青的生平过往。在狄青参军入伍之初，他的确只有杀敌之勇，充其量只是大宋军中的一名悍卒。武功也算不得太高。

    又因为面相太过俊美，导致战场上敌人面对他时不会产生畏惧，因此他想出来一个办法——带了一副狰狞的青铜面具去杀敌，才在敌军心中留下了阴影。

    而后他正是因为听从了范仲淹的告诫，发奋苦读，才变成了一代儒将，官至枢密使，相当于后世的高官兼国防部长。

    除此之外，更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令狄青以及狄青的后代崇拜范仲淹。

    那就是当初宋仁宗曾经召集天下能人异士入宫观看《河图洛书》，当时的狄青作为大宋的战神得以加入能人异士的行列。

    虽然当时狄青刚刚习文不久，根本看不懂《河图洛书》的内容，只能跟在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后面打酱油，但是他有着超越常人的强记天赋，把书中的蝌蚪文记了一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人知道狄青记下了这些蝌蚪文，更没有人知道狄青在后来的漫漫岁月里读书有成，终于在离开人世之前，悟出了河洛神功！

    所以说，时至今日狄烈得以修炼狄青传下来的河洛神功并且能够初窥门径，与当初范仲淹对狄青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范仲淹，就不会有狄青的名垂青史，更不会有狄家传承下来的至高神功。

    所以狄烈的父亲狄咏才会找到如今已故的书法名家黄庭坚写下这一幅书法中堂，所以狄烈一家对范仲淹的看法才会与世人不同。

    狄家一脉不仅尊敬崇拜范仲淹，他们更加认同范仲淹的思想，觉得只有像范仲淹这样做人做官做学问才是人间正道。

    白胜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过往。他只当这《岳阳楼记》在宋朝也是人人必学的经典之作，唯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影响了狄烈对他的看重。

    于是便以一个后世共和国公民的视角对《岳阳楼记》好一通夸赞，那些描写洞庭湖景色的词句略去不提，只说最后一段范文正公的文人风骨以及高远志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他一边背诵，一边大肆赞赏，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什么“高风亮节、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等等等等，说得范仲淹如同后世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与世长辞，他白胜就好像是追悼会上致悼词似的。

    白胜却没料到，他的每一句赞美都说到了狄烈的心坎里，狄大宗师听得热血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