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打开浴室的门，腾腾的热气满屋子跑。

    二哥仰卧在沙发上，脸上还盖着刚才擦头发的那条深蓝色毛巾，好像已经睡着了。

    沙发前摆着一张实木茶几，茶几左上角有一个杯垫大小的木结，木结上放着一杯水，我拉过一旁的墨绿色脚踏凳坐下，端起水来喝了一口，水还是温的。我冲凉后总会感觉口干舌燥，习惯喝一杯温水，喝完后似乎通身舒畅，多少烦恼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我朝屋子四周扫视了一圈：在我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玻璃推拉门露台，左边的俯瞰九河，右边的正面九山，为了避开风水师常说的穿堂煞，两个露台正好交叉而设。双层落地对开窗帘内裡是轻盈飘逸的银灰色薄纱，外层是同色质地厚重的遮光布，左侧的窗帘拉拢了，把外边的九河挡得牢牢实实；右侧的则松松地挂在两边墙角的窗帘挂钩上，玻璃推拉门没拉严实，被偷偷潜入的夜风掀动起纱帘，我起身走过去，咔嗒一下拉紧了门，把黑黢黢的九山和凄冷的风雨全部堵在外面。

    二楼总共四个房间，二哥那间正对着我，他隔壁那间从开门的位置来看，应该不大，兴许是杂物间。另外两间分别与两个露台相邻，因为都关着门，不知道哪一间是三哥的，哪一间是我的。其实想要得到答案很简单，站起来，迈开步子走过去，推开门看看里面的陈设就知道了，但现下我还不愿揭晓谜底，睡一觉起来，明天自然就有答案了，那个答案也许来自二哥，也许来自大嫂，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不过这不重要，我只是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越等待越期待——忍耐，我觉得偶尔跟自己较劲儿也是一项很有趣的游戏。

    在我身后，置着一张约六尺长四尺宽的樟木长方形餐桌，瞅着新净得很，估计没怎么用过。洗手间跟厨房则各在楼梯两侧。刚才进大门的时候，我留意到脚下是灰白花纹的地砖，二楼却是木地板，这很合我的意。二哥在深安市给我买了套一房一厅的公寓，装修时，他问我选什么地板，我想都没想就答：“木地板。”我平时喜欢赤脚在屋里走，木地板不冻脚，然则，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老觉得瓷砖滑溜，触感冰冷，看着更冷。虽然听起来很没道理，可光脚踏上瓷砖的感觉对我来说像蚯蚓、像蚂蟥、像蛇，像许多软体动物。二哥听了，皱着眉用检视的目光盯着我看了许久，说：“我看你这脑袋好像真被你三哥烧坏了，尽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二哥侧了个身面向沙发靠背，一条胳膊弯曲着枕在头下，另一条胳膊环着一个方形抱枕在胸前，迷迷糊糊地说：“天快亮了，你先去我房里睡会儿吧！”每次二哥去深安看我，也都是睡沙发做厅长，但我那公寓里的沙发是特制的，折叠起来是沙发，打开就是一张床，睡起来比这张舒服得多。

    我走进二哥的房间，三面白墙，一面玻璃推拉门落地窗，我掀开窗帘一角向外看了一眼，窗外是一个一米见宽的阳台，阳台角落里搁着一个塞满了烟屁股的茶色方形陶瓷烟灰缸；房间很大很空阔，半点儿也不憋闷。屋里仅有的三件家具：衣柜、桌子，床都是实木上透明漆；银灰的窗帘，蓝灰的床品，唯一的亮色来自桌上的一张老照片。

    我把相框拿在手里观看：照片里的大哥二十一岁，二哥十八岁，三哥十五岁，他们三人穿清一色的宝蓝工装裤套白衬衫，十岁的我站在二哥和三哥中间，头上扎了两条小辫子，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扎辫子，是照相馆的老板娘帮忙绑的；我身上穿着火红的连衣裙，也是照相馆老板娘在一堆不知多少人穿过，又有多久没洗过的照相服里给我挑的，虽然那裙子大得能装下两个我，要靠夹子才能固定在我身上，尽管裙子的屁股上还有一团碗口粗的棕黑油渍，我还是开心得像早春的画眉鸟儿，两手拉着双层荷叶边裙摆对着镜子摆弄了一遍又一遍。

    拍完照的第二天，二哥就要入伍了。

    武装部门口穿上军装的陶镇子弟兵们英姿飒爽，当然，在我眼里，二哥是最威武最特别的那一个。听说空军雷达部队的新兵都是经过严格选拔，身高统一都比陆军部队的高，而且个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有一点儿沙眼都不行。当日，送行的队伍很长，除了军属，也有专程赶来看兵哥的姑娘们。

    二哥上车前，我把我兜里揣了大半个月没舍得吃的两颗奶糖送给了他，还学着身边送行的人老气横秋地对他说：“不要太想家，常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