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朔望朝会时，百官请命，王允续任上公之位。”右相又道：“王允如何行事。二日后，当见分晓。”

    “大将军又如何？”蓟王必有此问。

    “大将军董重，累日来偃旗息鼓，闭门不出。却不知何故。”右相又答。

    “料想，陛下必有权衡。”蓟王一语中的。

    先前，董卓为求大义，示好二宫太皇。董重先回，被表为大将军。与董卓并称“二董”，权臣与外戚联手之势成。奈何好景不长。待董卓稳坐大位，遂将董重驱离中枢。鱼梁台上，并无大将军一席之地。董重焉能不深恨。

    于是，与卫将军张济等，暗中结党。共谋诛贼。却忌于董卓势大，不敢轻举妄动。遂被王允并吕布抢先。陛下论功行赏，董重并无寸功，有何颜面示人。此时入朝，岂非自讨没趣。闭门谢客，蛰伏不出，亦是人之常情。

    然，今时又不同往日。董卓既灭，陛下如何肯再造权臣。王允并吕布，一文一武，共掌朝政。已有分权制衡之意。今百官请命，王允加上公之位。陛下自当警惕。恐为董卓第二。

    料想。虽形势所迫，不得不为。然陛下，必有制衡之举。窃以为。若要制衡王允，大将军董重，乃不二之选。既贵为外戚，又中人之姿。论才智，不足以权倾天下。论亲疏，亦不会逼迫董侯太甚。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蓟王言道。

    语出《左传·襄公十年》。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个人的意愿难以成功，若二者并行，则难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治国之道。

    “主公明见。”群臣拜服。

    右相又奏曰：“又闻朝中，拨乱反正之声，不绝于耳。”

    “可是拨董卓擅行废立之乱。”蓟王问道。

    “正是。”右相答曰：“弘农王乃主公所立，当今天子乃董卓所立。故京中有人言，宜尊弘农王复为天子。”

    “王允遣使张种，抚慰山东。首来蓟国，许另有深意。”右相言道。

    言下之意。张种出使蓟国，乃为求拨乱反正，而问计蓟王。毕竟，蓟王四朝元老，大汉一藩。天下表率。更有甚者，史侯本就是蓟王扶立。故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当问蓟王。

    “自先帝崩后，二宫流血，兵祸绵延。”蓟王言道：“先有何进，后有董卓。朝政凋敝，朝臣凋零。譬如猛士浑身披创，当先疗伤止血。再图复起。”

    蓟王之意，显而易见。既已成定局，稳妥起见，不宜妄动。伤及元气，神仙难救。时至今日，洛阳朝堂，已难大动干戈。

    且于蓟王而言，何人为帝，并无不同。

    “关东形势如何？”合肥侯亦不可不防。

    “合肥侯自据寿春，营城筑港，广造大舡。政令所出，皆与我（国）同。更加关东士族，槃根错节，心向寿春者众。闻淮泗诸国各出精兵，重组联军。拱卫关津，与洛阳相抗。尤其汉室四牧，饱受非议。”左相崔钧，起身奏对。

    汉室四牧，便是指刘岱、刘繇、刘表、刘焉。

    先帝曾言，天下十分，汉室三分，豪强七分。为夺十分天下，先帝不惜弄险，借黄巾之乱，血洗关东。先前，关东士族，惨遭屠戮，为救家园，无暇他顾。今已渐醒悟。更加洛阳朝政日非，民心思乱。关东豪强，如何再坐以待毙，引颈受戮。于是趁洛阳宫变不断，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无力东顾之机。谋取一线生机。

    先另立新帝（合肥侯），据拥大义，得合法身份。而后遣门下子弟，充填郡县大位，谋取私利。如此沆瀣一气。将一切违法所得，皆变为天经地义。垄断江山，豪门遍地，遂成『关东正义』。

    而后，合纵连横，招兵买马，笼络四方，守护正义。

    一言蔽之。合肥侯，非天下共主，亦非拥半壁江山。充其量，不过豪门代言人。

    于是乎，天下十三州，渐行渐远。

    洛阳守成之君，并身侧遗老遗少，汉室忠臣，皆是『守旧派』。

    革新另有两派。以大河为界。河北为『帝国派』，河南为『门阀派』。

    不知不觉。『三国』，已呼之欲出（注1）。

    或有人言，洛阳如春秋时周天子。名义上，仍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