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才开始与永历朝廷进行谈判。在这过程中，孙可望的策略与李定国的初衷有所差异。孙可望并不真心愿意联明，而是想要模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以此来控制其他将领，尤其是李定国和刘文秀。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不安。李定国不仅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能够有效地团结士卒，其部下都愿意为其效力。此外，李定国性格直率且强悍，与孙可望在战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总是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和战略上的分歧，再加上孙可望对李定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大西军内部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四、南下西天

    在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的军事活动主要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义子负责。张献忠曾参照明军体制设立了五军都督府，任命这四位将领为四将军。其中，孙可望被推举为首领，艾能奇与孙可望关系较好，刘文秀则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而李定国则对孙可望的领导地位持有异议。

    孙可望、艾能奇和刘文秀曾经计划在校场上教训李定国，以树立孙可望的权威。虽然这次事件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嫌隙。不久之后，艾能奇因中毒去世，他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因为级别较低而无法参与到四王的议事之中。这样一来，孙可望在四王议事中失去了原本的优势地位。

    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为此，孙可望在云南为李定国筹备了大量的粮草物资，以便其远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李定国调离云南，避免其干涉云南北伐的计划，并确保自己能够更好地掌控局势。

    李定国接受了南征的任务，并在南征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为了能够参与云南北伐的计划，李定国在南征胜利后迅速带兵返回。此举表明了李定国对于参与北伐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孙可望策略的不满。李定国的快速返回，显示了他对于孙可望南征计划的警惕，以及他希望能够在北伐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五、长江战役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这一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大西军的声望。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内心却颇为不悦。表面上，孙可望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此表彰其战功；但实际上，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实力和声望的增长感到不安。因此，孙可望命令李定国的副手冯双礼暗中监视李定国，并派遣另一支队伍紧随其后，意图寻找机会除去李定国。

    1653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杀了清军的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连续击败两名清军的重要将领，接连收复了数十个州县，使得大西军的声势达到了顶峰。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震撼了天下，也让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嫉妒之情愈发强烈。

    孙可望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李定国的声望和实力可能会进一步增长，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孙可望开始积极策划如何削弱李定国的影响。他一方面试图通过暗中监视等方式来收集李定国的不利信息，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直接除掉李定国。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大西军内部的分裂也因此日益明显。孙可望的这些行为不仅未能达到削弱李定国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对立，为后来的内讧埋下了隐患。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孙可望内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发强烈，这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为大西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六、宝庆之败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达沅州后，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前来议事，企图借此机会逮捕李定国并夺取其兵权。李定国在接到命令后，正准备动身前往，却突然接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称孙可望有意对其不利。这一消息让李定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去，可能会被孙可望以违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