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想要维持旧时代的稳定模型，小农规模肯定要大。只是贞观朝历经数变，核心区的小农已经被大量“灭绝”。形式上有区别，结果却是相同的。

    若非不能通过暴力来维持小农经济，围绕在皇权周围的统治阶层，也不至于会衍生出各种“皇庄”“新庄”以百工作坊。

    “稼穑令”这种皇帝私人钦定的皇家农庄大管家，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嘲讽。

    对付暴力的最好手段就是暴力本身，先进的暴力可以抑制甚至是碾压落后的暴力，长期来看总有一方会灭亡，但短期内的动态平衡，可能会持续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也说不定。

    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下，就有社会中的“人力资源”，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一个不懂节气时令、农具使用、农政理解的农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崔氏“余孽”干得事情，正如孙伏伽说的那样，是干了别家想干而不敢干的。

    “人力资源”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培养，纯粹的劳力已经不能够满足更高的经营产出。这个时代，需要“劳动力”，而全国唯一算得上“劳动力”蓄水池的地方，只有武汉而已。

    现如今，哪怕是山大王争地盘，流窜在各个贫困县城之间，也许面对新式的警察，就得掌握新式的流窜技术。

    可能要看得懂时间，更要看得懂地图，说不定还要会说几句标准官话或者地方方言。

    “使君，刑部已经接手了。”

    “嗯。”

    张德点点头，刑部接手本来就是应有之意。崔氏“余孽”怎么说也能拷打点东西出来，当然这年头也不至于有什么能威胁皇家正统的东西，无非是捞点好处。或许十八学士哪家念旧情，就琢磨着把清河崔氏的藏书给弄点出来。

    总之，适逢其会的一场小小“狂欢”。

    于老张而言，这就不是个事儿，还不如苏州的陆德明过百岁生日来得让他上心。

    地方大案一旦掀起来，中央就顺势搞点事情，多少总归要杀些肥猪。没后台的就自认倒霉，有后台的先行通气打招呼，至于中央搞到什么程度算满意，纯粹是领会精神。

    “连这些武汉流氓都能打主意，他们怎么不来武汉直接掳掠呢？”

    冷嘲的张德喝着茶，幕僚们一脸凝重，半晌，有人道：“使君，可要增派人手巡查？”

    “不必。”

    张德摆摆手，“但有人贩子到武汉地头，只要证据确凿，买卖双方尽数流放。说句不好听的，躲到天涯海角躲到皇宫也要揪出来。”

    “……”

    “……”

    一群幕僚不敢接话，只好假装看文件。

    这几日洛阳的老铁过来咨询了好几回，还是筹办中央学堂的事情。不过这一回和礼部、国子监都没什么关系，是“二圣”准备自己搞的项目。

    早先就有了眉目，但只是搭了框架，这光景连崔氏“余孽”都只要想辙，便是刺激到了长孙皇后。

    不能人才培养自带体系，终究是无用的。

    皇帝要什么样的技术要什么样的人，武汉这里从来都是给给给，你敢要我就敢给。前几年还有英杰觉得武汉这是自寻死路自掘坟墓，结果现在却发现，这他妈就是个坑。

    固然人才重要，可朝廷也得有那么多位子来给人坐啊。今天给了县令，一个个县令上去了，搞得还挺好，一看，全是武汉来的。明天给了稼穑令，一个个稼穑令开工了，效益不错，最终一看，还是武汉来的。

    一年两年还好，时间一久，中央开始出现了“冗官”。坐地户和外来户开始“内耗”，情不自禁的事情，饼子就那么大，还是武汉赏的。

    反观武汉，“小”是“小”了点，但因为体系迥异，“冗官”这种事情根本不存在，想要“冗官”，最少也是人口超过一千万……

    制度建设的特点就在这里，旧时代的体系，天然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用非法穿越之前的一句话来概括：落后的生产关系不能够适应先进的生产力。

    大抵上，就是如此。

    一个工程师在武汉是工程师，在洛阳就是个技工，可能还是地位相对低下的技工。一个在武汉做预算的小哥哥，跑洛阳可能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