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崇祯皇帝觉得自己就算是倒霉，崇祯七年的时候应该也差不多了吧，总不能年年月月的倒霉下去。

    然而事实证明了一件事儿，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

    在长期的干旱之后，广东东南部的海丰县终于下雨了然而这十是红色的，看起来跟血水一般。

    然后民间就开始了谣传，说是郑芝龙杀的鲸太多，鲸血染红了海水之后化而为雨。

    事情的结果就是弹劾郑芝龙擅杀的奏章一本接一本，甚至于郑芝龙本人都上了奏章请罪。

    对于这些弹劾的奏章，崇祯皇帝根本就是打算拿来烧火的，对于郑芝龙下诏安抚一番也就算了。

    但是操蛋的事儿总是一件接着一件。

    陕西又开始大旱，从崇祯六年的八月开始到崇祯七年都没下过一滴的雨，三边总督杨鹤还有陕西布政使外加上陕西诸府知府的头发都是一绺一绺的掉。

    如果不是崇祯五年六年在陕西打的井足够多，别说是种别的粮食了，就算是以抗旱著称的番薯也得完犊子。

    为此，杨鹤还有其他的各府知府什么的什么招都想过了，连民间的神棍神婆求雨的事儿都干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鸟用，该不下雨的照样不下雨，该旱的还是接着旱。

    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崇祯皇帝自从登基之后到了崇祯七年，这几年里一直没有停止拿着国库和内帑的银子买粮食，要不然的话别说是陕西了，山西也好还是江南也罢，都得慢慢的跟着乱起来。

    就在崇祯皇帝闹心巴拉的琢磨着是再拉几个贪官出来砍了祭天还是说自己下个罪己诏的时候，又出来了两个事儿让他接着闹心。

    先是鲁王朱寿鋐上书给崇祯皇帝，表示铁路是个好东西，自己也愿意捐些银子给国家给上一份力，但是这破玩意能不能绕个道，别走鲁王朱檀的寝陵边上？

    朱檀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第十子，依着记载就是洪武十八年就籓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饵金石药，毒发伤目。帝恶之。

    在崇祯皇帝看来就是个傻逼，没事儿跟那些个鲁儒走的那么近，好的没学会还学会了嗑药，最后眼睛都特么嗑瞎了，朱元璋要是能看的上这个儿子才叫见鬼。

    最后混了个荒的谥号也就算了，后代也基本上都是一个尿性，就像是这个朱寿鋐一样，捐银子捐了不过万两，然后就想让铁路改道？

    然后翻了翻关于鲁王一系的记载之后，崇祯皇帝就冷笑道：“鲁王读书读傻了，有了火车这等物事，荒王可往孝陵见太祖高皇帝也。”

    没提鲁恭王怎么怎么样，而是直接就把鲁荒王给拎了出来，而且说这家伙可以去孝陵见朱元璋，等于是指着朱寿鋐的鼻子说你就是个傻逼，有伤鲁恭王遗德。

    这话传到朱寿鋐的耳朵里之后，朱寿鋐难得的没有犯傻，连忙再次上书，表示能让荒王去见太祖高皇帝，乃是孝，这事儿必须得支持。

    自己身为代当鲁王，为了鲁恭王的遗德考虑，所以捐银二百万两给崇祯皇帝，不管是加速铁路修建还是用来赈济灾民，都是大功德一件。

    接着就是黄台吉那边儿的消息，这个消息既是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

    黄台吉这家伙可能没钱了，或者觉得建奴自己家里都没有钱了，所以干脆出台了一个新政策丧祭焚衣葬殉法。

    “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丧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秋衣一套，不足此数者听之，如旧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俱坐应得之罪。

    夫死其妻许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

    反正意思就一个，大金国的达官贵人们死就死了，但是不能再祸害东西，别人死了还要把衣服都给烧了，那样儿太浪费钱了。

    这日子还是得省着点儿过。

    然后还不知道额哲已经彻底倒向了明国的崇祯皇帝，黄台吉觉得自己家的日子不好过，可以去抢林丹汗的儿子额哲。

    反正之前出使林丹汗的戴磊一去之后就没有回来，正好也算是个名头，不至于师出无名。

    找了建奴几大贝勒神马的商量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