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龄回答的这句话乃，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朱熹对子贡这一句话的解释是，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总而言之，孔子平日教诲弟子，却从来不谈性命之学与天道。

    但因为不提，所以就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

    朱子由此认为性命之学，就是天理作用于人身上，二者其实是一个道理。

    至于如何感悟天道，又回到大学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既是修身之本，也是感悟天道的办法。

    王阳明依这格物致知，去格竹子结果差点挂了。

    然后王阳明另辟蹊径，悟得了‘致良知’，于是心学诞生了。

    焦竑想到这里，当即问道：“圣人虽不提，但也留下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办法，但依陶先生所言，林学如此怎么修身？怎么体察？难道学功先生教导的道理，就是陶先生的道理？”

    听焦竑之说，众读书人都是议论，心学中最重要的‘致良知’，所为良知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比起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为准，人之所行要去适从天理，所以是先知而后行。

    心学，则反过来，所谓的天理，也是人心的认识。人之所行要合于自内心的良知，最后达至知行合一。

    所以焦竑从认知论上质疑林学。

    陶望龄心想如果说北方是理学的天下，南方就是心学的天下。

    焦竑乃王学大儒，师承耿定向，同时又深受李贽的泰州学派所影响，可谓学兼心学中两派所长。

    不驳倒他，林学如何在南立足，我这点名声无所谓，但辱没了老师的名声，那才是难辞其咎。

    但是林延潮确实没说过什么性命之学。

    陶望龄这两三年发奋读书，将林延潮平日所讲与自己日常所学贯通，他平时对各家经典都有涉猎，面对焦竑的质疑，他当即道：“林学确实也不谈天道，也不谈性命。”

    此言一出，下面读书人一片哗然。

    林世璧出声道：“这没什么，性命之法，天理之道，佛老都有提及，儒家修得是入世之法。”

    陶望龄知林世璧替他解围，但却是道：“陶某离京时也问过先生，先生确实也说过林学的根本在于下学而不在上达。”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了吾与点也的例子，言天下之人大多都是钝根之人，只要从学就好了，必须从器中学，在实践事功中去感悟天道，而利根之人不必如此，所以君子不器在。”

    听了陶望龄的话，众人都是点头。

    “所以林学主张事功就是修身吗？”焦竑问道。

    陶望龄当即道：“是也不是。”

    下面的读书人有些大惑不解。焦竑倒是正色道：“那请教陶先生了？”

    陶望龄笑了笑道：“当年天泉桥上，绪山，龙溪两位先生也以此问请教过阳明先生！”

    陶望龄此言一出，众士子们精神一作，陶望龄所言的是，王学上最重要的问答，那就是天泉问道。

    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与弟子聚会，提出了四句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句话。

    王明阳说他一生的学问都在这四句里面了。

    当时钱德洪，王畿对这四句话理解产生分歧，王畿认为心即是无善无恶的，那意，良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既然本质是‘无’，那格物又从何格起呢？

    钱德洪则认为心是有善有恶的，但为物欲蒙尘，所以平日努力用功格物致知，最后致良知。

    于是于天泉桥上，二人拿自己的观点请教王阳明。

    王明阳对二人说，你们的观点都对，但若各执于一端，这样就都错了。人有钝根利根，笨的人依钱德洪的办法去办，聪明的人按照王畿的法子去办，但同时也要参考对方的办法。只是你们都未真正悟透我的意思，以后传授弟子，只能按照我这四句去教，作为修身悟道的根本，四句里多了少了都容易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