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下的明军的的确确是不需要大明朝廷额外拨款军费的。

    只可惜，这卫所制度经历了太祖皇帝以及成祖皇帝过后，便迅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糜烂。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并非说明唐朝以后整个天下歧视军人，而是因为当兵既是没有好待遇，又做下许多坏事。

    至于作恶的原因也简单，生活贫苦。

    卫所制度在朱元璋的设想之中颇为自得。划拨一块地方，让军队和平时期种田，战争时期打仗，世世代代为军人，这个构想仿佛十分完美。有农田生产，也不需要国家负担。

    可实际上，一到和平时期，承平日久，军队的重要性就降低。军官开始侵吞土地，将军户压迫为农奴。整个卫所制度成为一个大号的农奴世界，战斗力轰然倒塌。军户也纷纷变得十分穷困。

    穷困极了，自然就有恶向胆边生的人。纵然是老实的，也会逃兵。洪武初年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卫所制下逃亡者计47986人，因此不得不根补、勾补等方法弥补。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百姓，使乡里间痛苦不堪。最后逃兵有增无减。

    在国朝初年之前，鉴于卫所兵不断糜烂。大明开始建立京营。

    京师京营又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

    依靠抽调全国精锐组成京营的做法，朝廷保持了对北面蒙古人的攻势。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一直在土木堡之变前，大明对蒙古都是优势的一方。

    只可惜，土木堡之变，五十万京营精锐付之一炬。京营元气大伤，骨干折损殆尽。后来虽然时有恢复，但大明军力在崇祯年间已经溃散殆尽。

    尤其嘉靖年间倭寇为患，曾经在国朝初年时抵抗倭寇的沿海无数卫所毫无作用，甚至让百余倭寇横行到了南京城门前。就是原来的京营，也是不堪一用。

    而这个时候，卫所兵已经糜烂到了最惨淡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便是让卫所制度事实上成为一块脓疮，谁都不去碰他，但朝堂也再也失去了以卫所军制作为国防倚靠的打算。

    为此，大明朝堂便开始改为募兵法。戚继光用募兵法在义乌募吃苦耐劳的矿工为军，就此打造了天下赫赫威名的戚家军。

    但戚继光的强大却并非是大明开始变强，而是有赖于张居正的上台。作为戚继光朝中的奥援，张居正推行变法以后，大明罕见重新振作，让戚继光有了练兵的稳固内部条件，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变动产生人事纷争，也不会因为缺乏中央支持而缺少军费来援。

    故而，戚继光剿除倭寇之后，得以在蓟镇就任，让戚家军得以护卫住京畿平安，蒙古人不敢南望。

    但同样，当张居正下台，朝中局势动荡以后，戚继光便只能黯然离开蓟镇，戚家军渐渐消亡，失去声息。到这时，唯一战斗力还算维持稳固的，就只有边疆军阵体系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九边。

    自从大明建国后，其后百余年间，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大明的严重边患。为此，朝廷不得不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也就是后世所言九边重镇。

    因为与蒙古人的不断交锋作战，九边之中锻炼出了一批强军。尤其马芳，甚至成为一时勇将，名震边疆。

    到了大明中后期的时候，大明与蒙古议和，以互市换取暂息兵戈。就此，大明与蒙古人的敌对就此缓和。九边也渐渐因为成本过于庞大，渐渐虚弱。

    在万历末年时，辽东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造反。一开始，是朝廷不断派出兵马进剿努尔哈赤。结果接连不断的作战之下，整个东北锦州以东的地区尽数丢失。就连赫赫有名的辽镇也丢给了建奴。至此，朝堂终于以举国之力应对，而大明一方也派出了战略大师孙承宗。在孙承宗的出手下，关宁锦防线铸就。大明依靠着堡垒战术筑城推进，终于挽回了一直丢城失地的窘境。

    而这样的结果便是整个大明的军费以及军力都堆在了关宁锦防线上。

    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