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景迂经说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友明具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交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诛、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钦！旦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海、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松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伦，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寗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邳彤郦商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矩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