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到“白莲教”三个字，朱由检立即意识到事关重大，马上示意绿英停口，将她和董其昌带入房中继续盘问。好在当时绿英周围都是锦衣卫，进来闹事的百姓被锦衣卫隔得较远，所以也不知道这案子居然还牵涉到白莲教。

    孰料刚进房门，就有锦衣卫进来禀报：“圣上，府门外有首辅韩曠及阁臣李标、钱龙锡求见。”

    朱由检先是一怔，随即微微一笑，暗想这老三位来得好快。大概董其昌虽非东林党，但以其诗画才情，在士人中声望极高。听说他家出事，这几位阁臣是要帮他出头求情罢。见见也好，正好让他们认清董其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此朱由检命锦衣卫放进，须臾三人进屋见礼。朱由检对他们倒也很尊敬，立即命锦衣卫看座。

    谢恩已毕，首辅韩曠屁股沾了一下椅子，立即重新起身奏道：“陛下，臣刚刚听说乱民冲击董老尚书府，顺天府府尹阮大铖想过来缉拿乱民，却被锦衣卫阻住。圣上又亲临董府，敢问，到底出了何等大事？”

    李标也涨红了脸道：“董老尚书诗画文章名满天下，今日何故遭此无妄之灾？陛下若不能还董其昌一个公道，恐怕难平天下士人之心！”

    钱龙锡却不发一言，只是静静地等着朱由检开口。

    朱由检心中思忖：这三位阁臣的性情风格截然不同。李标是典型的东林党人，感情倾向极其强烈，凡是他认为和自己一个阵营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袒护。

    韩曠则要沉稳得多，知道朱由检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因此也没有开口便替董其昌说好话。看来这位首辅尚能持中公允，不过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多多少少还是偏向董其昌的。

    而最为冷静的则是钱龙锡，他这招叫后发制人，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人是最不好对付的，也难怪钱龙锡不论在朝在野，均是声望日隆。

    当然，这三位都是内阁成员，白莲教的事也没必要瞒着他们，朱由检就让绿英把经过又讲述了一遍。然后又命石春虎呈上从白管家房中搜出的夜行衣，以及那个小木匣，让三位阁臣过目。

    夜行衣和木匣中的方位图一目了然，就不用多说了；而那几张用不知何种文字记得密密麻麻的纸，朱由检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韩曠和李标同样面面相觑。

    钱龙锡看罢却大惊失色道：“这是八思巴文！”

    众人全都愕然，包括朱由检都不知道这“八思巴文”是什么文字，便让钱龙锡讲解。

    钱龙锡侃侃而言道：“陛下、二位大人，八思巴是元朝忽必烈为帝时的‘国师’。他本是乌斯藏人，彼时藏区政教合一，八思巴即为密宗萨迦派的‘法王’。因蒙古人笃信佛教，忽必烈对八思巴极为尊崇。其时蒙古人有语言而无文字，所用文字系借用畏兀尔文。因八思巴博学多才，忽必烈便命他创制蒙古文字。八思巴借鉴藏文和汉字篆文，创制了一种新文字，后世称为‘八思巴文’。”

    “那八思巴文就是蒙古文了？”朱由检问道，“看来，这封密信是要送给蒙古人的。”

    “不然，八思巴文并非蒙古人现在使用的文字。”钱龙锡纠正道，“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因为字形难记难写，只用于当时的朝廷文书，在民间并未，蒙古人自己还是习惯使用畏兀尔文，即所谓‘蒙古小字’。当时元廷还专门任用一批只会八思巴文、不会蒙古语的汉人官吏，负责到军中传令。因为八思巴文实际上是对蒙古语的音译，汉人可以读出，但不明白其含义，因而不会泄密；蒙古人可以听懂，但是看又看不懂。因此蒙元败亡之后，这种文字就逐渐废弃不用了。”

    “没想到先生对八思巴文还有研究。”朱由检敬佩地道，“那先生能否看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钱龙锡摇头笑道：“臣不懂蒙古语，这八思巴文也只能将其读出，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含义。须得找个蒙古人来听臣朗诵，然后口译，方可知晓。”

    “这个好说。”朱由检立即对石春虎道，“把那个色勒莫押来，另外从工地上也随便找几个蒙古人，让他们的口译互相印证，防止蒙古人故意错译。”

    在等待蒙古人过来这段时间里，董其昌对朱由检连连叩头，哆哆嗦嗦地道：“陛…陛下，臣只知道此人姓白名中通，三年前来臣府上。因为他颇懂古玩字画行情，臣才让他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