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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朝皇室姓王，这位君主经历过前朝覆灭的战火，见过饥荒中路边倒毙的饿殍，他执政后，最重视的就是粮食的生产。饥腹不饱，民心难安，刚刚稳定下来的乱世很容易再起战火。然而改变了以往固有的产业格局，耕田大面积种植粮食，必然会压缩棉田的份额，进而挤兑棉织物资的价格。

    但新朝提出的桑棉合田新政实施后，市场的粮价却并未因为产量增加而减价，棉布丝绸的零售，也未因为桑棉合田最初那几年作物适应期里的减产而涨价。这两种与耕地有紧密关联的物资，在桑棉合田新政最初的几年，售价也只是略有起伏，而在近几年，却是一齐降了价。

    因为桑棉合田的新型种植技术已经成熟和推广，同样大小的耕地，有了近乎多出一倍的农作物产量，储备充足，这些物资的售价自然会降下来。民衣能蔽体取暖，食能饱腹，做活有劲，心也安了。把民生基础打造稳固，才有余力去筹划其它的事务。

    而近几天，石乙借着帮阮洛清理账务的机会，断断续续看过几本账册上的文字记录，大致得知，当初朝廷刚刚实施桑棉合田新政的时候，为了稳控市场价格，与各大商行核心人物签订了盈利补亏的协议。拢总的概括，就是以粮食的增产利润，补充桑田收缩造成的亏损。

    这个协议的实验点，首个便在京都，之后得以成功，是因为朝廷培养的那个京商系统发挥了作用。当时全靠那几位京都本土起家的商人，几乎拿着全身家当在跟市价波动硬抗。为此朝廷也开出了金额巨大的空心银票，直到近几年才渐渐还清。

    商家以互利为生，朝廷再怎么倡导他们为帮助国家兴盛而做奉献，也不可能真让他们放血割肉每天做赔本生意，至多就是让他们暂时“借出”收益。但皇帝以一国之重许下的承诺。必得兑现，借了的债，一样得还。

    不过，无论怎么说。这些京商对新政的实施是有功劳的。借的钱虽然还了，但也别忘了当初别人肯借的那份恩义。

    要知道，王家虽然改朝换代大事已成，但在这个极为讲究传承的时代，严格来说，王家属于逆臣篡位，在昭国初建那几年，还是有不少人表面臣服，心里却在腹诽怀疑的。在那种环境下，王氏帝君为了推行自己构画的新政。向几位在京都起家的商人以一个口头承诺暂借大额利润，除去一部分表示退出的商人，但最后选择留下来的那几人，愿意借给皇帝的，怕就不止是银子。还有莫大的信任了。

    所以如今皇帝虽然把借的银子都还清了，但并非就全忘了这几个商人当年的恩义。时至如今，这片被战乱割刺清洗过的江山恢复生机，国力渐渐强盛起来，在政策上有些特别待遇，便会优先发给当年那几个仗义施援的京商。不过，皇帝惯有的固权手腕。在这里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当年那几个旧人，现今已经被皇帝以利益链条捆绑成了一体，算是一荣俱荣，一损也俱损。

    但阮洛似乎是唯一的例外。

    以阮洛的年纪来推敲，当年皇帝向几名京商以口头承诺借债的时候，阮洛大约还身在昭国西北角的小梁国商学院学习。但阮洛又非完全与京商体系无关。如今他继承了已故舅父的产业，而他的舅父，实际就是当年借银给皇帝的那几人之一。可尽管有此联系，现如今阮洛又并非京商体系内的成员，但朝廷给京商团体的各类特别优待。阮洛实际上一个也没落下。…

    最近这几天，石乙帮阮洛清理账务，涉及到一些陈旧老账册，其中令石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粮谷进价。原来阮洛名下的京正粮店，京都储粮量排在第三位，堪比一个小型粮仓的店子，实际有着两个进货渠道。而除了符合市场价格规律的那条进货渠道，另一渠道的粮谷进价时有起伏，但大体是偏向极低的价格。

    这算是金钱干预下的特殊受益了吧。

    只是，石乙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机会全览阮洛名下商铺的所有账目，所以他还是心存了一丝保守设想。也许极低的进货渠道，确实是皇帝授意给予的优待，但不排除为此优待，阮洛也必须向上给予某种回馈的可能。

    虽然石乙不清楚阮洛与皇帝之间这区分于京内外商家的合作关系，具体是个什么性质，但见来的是米店和布庄的大掌柜，以及旁观阮洛对此的态度，不难猜测，大约是会与皇家有关系的吧？

    三人只落后阮洛几步，进了客厅，就见厅中已经分座的四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