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制度旧规矩下的精英人物，适并不是很想和他们谈论这些东西。

    鸡同鸭讲，双方的基础三观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在一件具体的事上争论对错，最后只能轮到讲些最基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又是互相难以说服的。

    曾有传闻，武王伐纣之后问箕子天命之事，听完之后紧张的大病一场，第二年就死了。

    这里面只怕就是谈到了神权、道统、法理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毕竟对商人来说，他们认可的上帝，都是殷商王族的祖先，是一家人，周要谈天命只能改掉上帝的含义，但又极难。

    此时这士人谈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差不多。

    儒家立身的根基，是托古改制，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源于上古时候尧舜禹时代有些东西就是永恒的，不变的，所以他们的道义是有合法性的。

    现在那士人铺垫完毕后，又道：“仲尼大才，然仲尼逝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儒家数分，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言余者为异端、修正。”

    “仲尼不可复生，将谁使定谁为真儒？谁为异端？谁为修正？”

    “这根源，就是因为尧舜禹时代的事，不可以知晓，全都是猜测亦或是编造，如此一来，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真儒，然后斥责别家为异端和修正。”

    “儒家如此，墨家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危险吗？”

    “如今适子尚在，墨家尚可为一，团结同义，同志同心。墨家不讳生死，则若适子死，墨家难道就不会分出许多派别，各自以为自己是正统，互斥对方为异端、修正吗？”

    “愚以为，墨家其成也同义、其败也同义。”

    适笑了笑，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问道：“何以谓之成也同义败也同义？”

    那士人看了一眼适，亦笑道：“适子岂能不知？无非是想要听我说出，然后从我的话语中寻找纰漏以批驳我，避开主要的问题，从我话语中的小错来推翻我的一切。”

    “不过也无妨，此事我不是想要在言辞上战胜适子，只需要说出来，若是适子避重就轻，那么我即便因为言语中的小错而被适子驳倒，那我也是胜者，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在言辞上驳倒适子而是确信适子知道且不能反驳，输与赢，要从我的目的上去看。”

    这种还未争辩就先单方面宣告自己胜利的话，把在场的不少人都逗笑了。

    士人却也不羞涩，淡然道：“成也同义，自不必说，我只说败也同义。”

    “墨家之巨子，必要掌握天志的解释权。那么这就会陷入儒家数分之后的局面：但凡巨子，必要让上下同义，认可自己对于‘真墨’的解释，从而斥责别人是异端修正，正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届时内部必然争斗不休，都以为自己才是真墨，都以为别人才是异端，墨家无限可分，最终天下必要大乱。”

    “如今乱世，墨翟既知天志又知战阵，适子亦然。是故适子既可以解释天志自然以为巨子，又可以手握兵权天下莫敢不从。若是将来，手握军权之人就一定可以知晓天志解释自然吗？届时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士人的话，正是此时刚刚开始流传并且发扬的法家学说的一个变种。

    原本历史上确实出现了“儒墨无限可分”的情况，儒家八分不提，墨家也是三分，三分之后又三分，最后既有走到法家那边的，也有走到道家那边，还有走到复古武士精神那边的。

    互相批判，彼此争斗，最终也不得不独尊一学，以为正统，这是一个文明的广义上的神权之争。

    不得不说，这个士人说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事实上却并不危险。

    当年商丘城下墨家改组之后，适没有选择走练兵掌握军权，然后等到以后清洗军事政变的路线。

    而是从那时候起就是整个墨家最先守规矩的人，从墨子的书秘开始做起，掌握了内部党建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再抓经济和军事，而经济和军事只是辅助，最终他有“解释天志自然”的大义，由此而成为的巨子，而非是一场军事政变。

    他没有办法解决士人所说的那个情况，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准备让墨家粉身碎骨将来分出诸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