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

    今天变个亩税、明天搞个青苗贷、后天往南洋送人、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

    许多变化，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

    先是亩税改革，紧接着就是青苗贷。两者结合，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主不如佃”的情况，立刻发生了扭转。

    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去靠租士绅的地种。一大原因，就是大顺把人头税、其余杂费，摊到了土地里面，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

    亩税改革之后，地价上升，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而是视若珍宝。

    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纯佃农要么去南洋、要么去工场做工，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

    松江青苗贷的出台，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

    其实，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

    虽然，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

    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

    但是，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如果不对士绅加税，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地租和加税无关，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

    这两手政策一打，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

    这是“合法”的政策变动。

    而“不合法”的手段，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敬天爱民”的牌匾为大义，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

    这几套政策下来，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被刘钰锁住了。

    就像是挖了个水池，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只留下了三个缺口：定死了额度的海贸、南洋开发、新兴工业。

    要么，往这边流。

    要么，憋死在池子里。

    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肯定不想憋着。

    原本还有土地、高利贷、囤地等几个缺口，现在这几个缺口，至少在苏南几府，被堵死了。

    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痛不欲生。

    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作为大顺的“发钞行”，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筹备的银行，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承诺随时可以兑现，但问题是这些纸币，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南洋、鲸海，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

    想换白银跑路，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说可以随时兑换，但兑换了干啥，得备案一下。

    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要么，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要么，接受纸币。

    实际上大顺这些年，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货币”，可以说，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

    刘钰也没有动存量，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

    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又是巨大的。

    从明朝到现在，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已经达到了7万吨，折合22亿两。而在明朝之前，中国的总存银量，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

    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

    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