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的东西方贸易，数以亿计的金银流入了印度，这是杜普莱克斯的收税利润构想的基础，也是大顺皇帝能够接受夺取印度设想的基础。

    数百年的东西方贸易，数以亿计的金银流入了印度，这是刘钰设想的卖工业品拓展市场的基础，也是刺激大顺工业资本快速发展的基础。

    都是赚钱，两边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相悖的。

    一个是工业思维。

    一个是商业思维。

    直接把钱收走。

    和先把商品生产出来，去那边换了钱，再运回去。

    看似好像后者是脱裤子放屁。

    但这个举动的脱裤子，非常有意义，这关系到大顺能让多少人口参与工业化。

    否则，不脱裤子一步到位，和大顺盐改之前的那些盐商，没有任何区别，对大顺的未来没有任何帮助。

    这里面最难的地方，就是摧毁印度的传统小农经济，单纯靠收税是无法摧毁的。

    如何把印度拉入大顺的经济体系，其实是有办法的。

    而这个办法本身，又和大顺对印度的征服与侵略息息相关。

    或者说，与大顺明明对印度垂涎三尺，优势极大，却直到现在还没有动手这件事，息息相关。

    大顺渴望印度。

    但却撑着强大的战略定力，一直在等刘钰说的欧洲的下一场战争。

    皇帝只是一种类似于路径依赖的信任。

    实际上，为什么非要等，就源于到底该如何把印度拉入大顺的经济体系这件事。

    刘钰在松苏的改革，尝试了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

    即在保持“男耕女织”这个脆弱框架的前提下，以铁轮织布机这种小型技术进步的机器下乡的方式，采取包买制的资本主义萌芽。

    应该说，效果不错。

    即达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效果，把成千上万的百姓，拉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

    又在最低限度内，缓释了转型的危机。

    名义上还是小农经济。

    实则不是了。

    一来，主业成为了副业、而副业成为了主业。

    二来，每个参与织布的家庭，都和世界贸易、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息息相关。

    三来，自给自足实质上是被瓦解了的。

    织布的人，需要花钱买布。

    这和织布的人自己穿，剩下的再去卖，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种方法，看似在破除危机，实则纯是觉得雷要提前炸了声儿太小，就是奔着毁天灭地、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去的。

    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每一个看似还在小农经济中的人，都会被拉进去。

    如果不这么办，松苏如果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实则影响面很小。

    然而这么办了，就把大量的百姓绑在了其中，使得到时候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与每个人的利息都息息相关。

    所以，这不是解决了大顺的危机。

    只是把危机延后，并且烈性更大。

    这种思路，其实也是可以用在印度的。

    而用在印度，就需要大顺必须要等欧洲干起来之后才下场，以控制欧洲市场。

    仍旧以棉纺织业为例。

    印度种棉花。

    印度纺纱。

    印度的纱，进口到松江。

    松苏织布，甚至把织布的范围，沿着长江、运河网铺开。

    棉布卖出去。

    尤其是等着一战打完之后，因为物价革命而大为有利可图的欧洲。

    白银回流至松江，再发给大顺的织布工、印度的纺纱人、或者棉花种植投资。

    即，通过以地域为分界的强制分工，强行加强大顺和印度之间的经济联系。

    以欧洲的市场，催化印度向专业纺纱转型。

    这是《管子》轻重术里的强制分工的变种。

    也算是后世自由经济里的那种所谓的高低端分工、产业转移的变种。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