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凭何见闻？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两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