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称帝之后，一直在积蓄力量，试图对蜀国所占据的关中起反击，到了泰始三年正月的时候，司马炎终于是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向关中动了全面的进攻。≧

    6抗期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尽管在南线晋国还拥有着十五六万的兵力，但从广陵一直到西陵的漫长防线上，这一点兵力稍嫌不足，为了反攻关中，司马炎几乎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南线的防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空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机会6抗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向吴主孙皓上表，请求出师北伐。

    孙皓准其所奏，令上大将军6抗持节，行大都督事，节制诸路兵马，出师北伐。

    由于地理因素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交界绵延千里，但争夺的核心区域不外乎两处，一处是荆州的襄阳，另一处是淮南的寿春，双方在这两个地区常年地屯兵对峙，并曾不断地爆过战斗。

    吴国对襄阳和寿春觎觑已久，在大帝孙权的时代，就曾经在这两个方向上不停地用兵，希望可以将吴国的边界向北移动，为北伐中原制造出一个桥头堡来。

    但几十年的交锋，双方都没有办法奈何到对手半分，魏吴两国的疆界，从魏国立国之时便如是存在，一直到魏国亡国，都不曾有所改变。

    做为战略要地，魏国对襄阳和寿春的经营堪称是苦心孤诣，这两座城池的坚固程度，完全可以和洛阳建业这样的都城相媲美，尽管晋国将南线的驻军抽调了很大的一部分，但光是这两座坚城，就不是吴国可以轻易攻略的。

    做为三国后期屈指可数的名将之一，6抗的眼光自然有独到之处，拿下襄阳和寿春难度较大，6抗自然不会去冒险，他决定另辟蹊径，攻打弋阳(注1)。

    弋阳在淮河的上游，正好处于襄阳和寿春的中间，是整个魏晋南线防御体系上重要的一环，不过相对于襄阳和寿春而言，弋阳隔着险峻的大别山与武昌遥遥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弋阳不会轻易受到攻击，所以晋军在弋阳的防范，显然要比襄阳和寿春低的多。

    这也和吴军的特点有关，吴军擅长水战，就算是6战，也基本上喜欢在靠近水边的地方作战，因为就算是6战失利，也可以很快地向后撤退，得到水军的支援，跨越数百里的苍茫大别山，这绝对不是吴军的作战风格。

    如果换作武昌驻守着一支蜀**队的话，相信晋国在弋阳的防御等级就会提高，因为蜀军的山地作战能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至于吴军，晋人大概会嗤之以鼻，这帮离了水就活不了的家伙能有多大的作为。

    但经过蜀中这几年大战的磨砺，6抗早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蜀地多山，在同姜维钟会的不断较量之中，6抗也逐渐找到了山地作战的窍门，这也是6抗在蜀地苦战数年依然还能牢牢地站稳脚跟的缘故，而昔日以水战称王的东吴军队在战斗的磨练之中，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6抗出任上大将军筹划北伐诸事以来，用荆州的五万守军和江州永安的守军进行了对调，那曾经鏖战在蜀中的十万精锐，现在都在6抗的麾下。

    为了这次的军事行动，6抗做了精心的准备，为了迷惑晋军的视线，6抗刻意地将军队调往了庐江，与驻扎在濡须口的右大都督丁奉的军队对寿春之敌形成合围之势，摆出了一付意图进攻寿春的架式。

    淮南之地也早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的战火，历任的扬州都督对吴国的进攻都麻木了，反正是兵来将打，水来土掩，所幸寿春及合肥的城防经常修缮，从里到外都坚固异常。

    此时的扬州都督正是石苞，当他听闻吴军有意围攻寿春，只是呵呵地付之一笑，道：“吴人真是些死脑筋，打淮南都打了几十年了，没有一次胜绩，偏偏还是乐此不疲，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石苞也没有刻意地防备，只是传令手下军队保持警惕，密切地注意吴军的动向，等他有所动作之时再做防备也不迟。

    在东线，6抗大放烟雾弹，在西线，他也没有歇着，派6凯率军进驻到当阳，丝毫不掩饰对襄阳的进犯之意。

    与扬州都督石苞的镇定从若相比，新到任的荆州都督司马亮却显得有些慌乱。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司马昭的异母弟，司马昭登基之后，大封宗室，司马亮被封为了扶风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