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变得好是个君主立宪制的俘虏，是宪纲的的傀儡。

    变法，变得不好就是路易十六的下场，断头台为你设立。

    变法，一个对于皇帝而言，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所以朝臣们多少都想不明白，皇帝为何要支持张居正变法，军事、政治、文化、经济都要受到最广泛的冲击，在这轮冲击之下，皇帝便不能再维持他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的超然地位。

    祖宗之法不可变，翻译翻译就是：老朱江山永流传。

    小皇帝的皇位来自于嘉靖，而嘉靖皇帝要感谢祖坟冒青烟，武宗皇帝无后。

    旁系侥幸得了皇位，现在还整天跟着张居正一起胡闹？

    尤其是张居正的变法最应该反对。

    法度当然可以改，祖宗成法也可以变，但是变法的第一要务就是团结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人，无论是战争还是政令，大明的兴衰，都是由肉食者们发动决策的，而代价总是最广大的百姓，或者说一个个的统计数字。

    百姓是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诚然，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是那么的震耳欲聋，是那么的撼天动地，让天地变色，让社稷倾覆，但那需要一无所有、需要走投无路、需要失去一切的枷锁，发出自己的呐喊之后，得到的不过是新的一群肉食者，站在百姓的头上，继续作威作福。

    而肉食者们掌握了一切的话语权，他们甚至可以将总是在挣扎着温饱的百姓，完全塑造成一种短视、刻薄、贪婪、狡猾的模样，通过教育的独占和对知识的解释权，占领所有的风力舆论，最后进一步的掌握一切的权力。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尽了这个根本逻辑，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但是张居正的变法，却在团结最底层的百姓，穷民苦力，所有的新政，都在苛责肉食者，在苛责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官僚，陛下为何要支持这种变法？

    这是朝臣们的疑虑，的确是为了大明再兴，但是大明眼下财税正在逐渐变得健康，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差不多得了，皇帝应该开始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了。

    就像嘉靖皇帝那样，克终极难，从头到尾，不忘记自己为何而出发，坚持到底，需要大毅力，也需要大勇气，还需要强横的武力甚至说暴力。

    而暴力就是火药、钢铁、银币、理论和人心。

    鞑清唯一算得上明君的雍正，雍正在位的新法，几乎照搬了张居正的所有新法，吏治、财税等等，等到雍正一死，乾隆皇帝登基当天就把摊丁入亩给废掉了，这还不算完，乾隆更是搞出了议罪银的制度，让鞑清的吏治，如同泥石流一样，一泻而下，再无转好的可能。

    而雍正的新法，有目标，有纲领，有制度，有能臣干吏，而且做的很成功，可是他一死，也免不了人亡政息的下场。

    在朝臣们和天下士林缙绅们看来，正确的变法应该是做大蛋糕，在分配的时候，九成九分给肉食者们，剩下的一分，分给穷民苦力的同时，让穷民苦力感恩戴德，这才是维护统治和正确的变法。

    朱翊钧的确在做蛋糕，但他也在利用缙绅的贪婪，把他们埋在猪圈里的银子都拿出来，这是开人矿。

    是朱翊钧不分蛋糕给肉食者吗？

    松江孙克毅、孙克弘兄弟二人有话要说，蒲城王崇古有话要说，陛下是肯分这个蛋糕给肉食者的，甚至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指望肉食者们吃饱饱后，给穷民苦力一口汤喝。

    孙克毅的确在吃饱饱后，给海事学堂捐了很多钱，而王崇古正还听从大把头的意见，搞出了水空调，防止洗羊毛的工场温度太高热死人，只要给穷民苦力一口汤喝，朱翊钧甚至会觉得肉食者们也不那么的面目可憎。

    只要做个人，在皇帝这里，他就是个人。

    但要是不做人，皇帝就会化身成不可名状的怪物，不让他做人。

    朱翊钧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是有一整套的新的逻辑在内，在一次次的讲筵中，朱翊钧和张居正充分确定了这个逻辑的可行性，也如同张居正所言，这条路太难了，道阻且长。

    摊丁入亩这件事不好做，但是必须要做，这是在释放劳动力，困于劳役的大明百姓，根本没办法入工场做工，因为他们需要定期服劳役，来完成乡部和地方的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