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会议一直开了中午一点，但是陆渐红却根本没有结束会议的架势，接着道：“国企国资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又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实践证明，国企改革孤军作战是不行的，必须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政府行政体制、投资体制、金融财税体制、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综合配套，整体推进。而且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牵涉面广，政策性强，难度极大，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因此，成立由我和耀庭同志的重安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改革领导小组作为权威的综合领导机构，对我市国企改革和国资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企业改革与各项配套改革，通盘考虑，科学设计，统一部署，统一政策，综合协调。要进一步明确市发改委抓改革的职责，并加强力量配备，全面负责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协调工作。因此，发改委要充实队伍，加强抓改革工作的力量。另外，市纪委也要组织相关监督执法部门，对这项工作进行严厉的监督，对于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一定要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整个会议持续到一点半，开了三个多小时，先不谈内容，仅从会议的时间来看，也可以证明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陆渐红讲话结束之后，朱耀庭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强调，并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县区回去之后，立即召开相关的会议，将市委市政府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并成立相关的组织，制订措施，将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扎实地推进下去。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各县区都动了起来。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不是没有提到国有企业的改制，大大小小的会议也开过不少回，可是只打雷不下雨，也改了一些企业，但是正如陆渐红在会中提到的那样，仅限于县区的中小型企业，根本未曾动得了整个重安国有企业的筋骨。但是那固然有着客观原因，但是更为主观的原因是党政一把手内斗得厉害，班子不团结，直接导致各项工作的难以正常开展。

    这一次不同，虽然一开始有一点杂音，但是从目前来看，陆渐红和朱耀庭之间还是有着很深的默契的，团结就是力量，完全可以相信，在这种高团结的作用下，这项重安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真的有可能被解决掉。

    不过陆渐红却是不敢乐观，虽然任务已经下达，也施加了压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陆渐红在会中有一样是他没有提到的，那就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阻力和抗力。

    在陆渐红的办公室里，陆渐红与贺子健有这么一番对话：“子健，你觉得重安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功率有多高？”

    在与贺子健说话的时候，陆渐红是不需要去考虑大是大非的，与其说是交流意见，倒不如说是闲聊。

    陆渐红很享受这样的过程，而贺子健则更享受这个过程，抛开领导对自己能力的肯定这一因素，他也可以得已以市委书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在这此过程中得到提高和成长。

    贺子健接过陆渐红抛过来的香烟，为陆渐红点了火，自己才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道：“改革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触动利益关系，问题是要触动的什么利益关系，由谁来承担代价？国企改制为何艰难？国有资产为何频频遭到流失？国企“蛀虫”为何能疯狂攫取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损失或潜在损失为何成为家常便饭？是因为国企改制存在着“体制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权力的私欲化”等三大漏洞。国企改制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尚无破解之策。于是，在利益驱动下，占有欲必然膨胀，国有资产就很容易成为“唐僧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若干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企业法律制度创新继续予以规范和推进。”

    贺子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陆渐红的神情，接着道：“重安的国企改制没有什么成效，其实大多数的省市都是差不多。说是攻坚，且攻坚多年，至今仍是越攻越坚，通俗点来说，我认为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多数未改制的企业质量低下。企业债务包袱沉重，现存资产质量差，变现能力低，招商引资吸引力不强，企业改制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