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出游畋猎中罢

    上因暇，欲近畋猎。行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尝谏我畋猎，云亏损政事。今虽不远，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陈，不如且休。”遂却罢归，其思理从谏，如是之至也。

    论王锷加平章事

    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王锷，迁镇太原。锷有理事才，长于补完省费，收聚储蓄之事，虽毫芒不遗，其利必归军府，以是府库充实，兵甲精劲。当范希朝领全军赴易定，丧失费耗之后，太原亏竭，军马破落，管内诸军镇，戍逻相兼无三万人，征马羸病，并损伤者才六百匹，其于凋弊事称于此。锷捃拾收补以率下，至于糠秕无弃者。一二年间，财力赡足，添益遂至五万人，军马有五千骑，戈甲充足，仓库殷积。因回鹘并麾尼帅三万人入朝，锷遂悉出军迎，以示威武。马步军共五万人，排列五十里，旗帜鲜洁，戈甲犀利。回纥悚惕，不敢仰视。锷平坐受其礼，威振北狄。上缕知事实，频有加诏褒饰之言。锷曾历容管经略使，岭南、淮南、河中节度使，家积财帛。是时锷自顾年老，恐积财生谤，遂上表进家财二十万贯。顷之，上以其有政绩显著，欲加平章事以奖之。宰臣论不可，恐乖公议。学士亦频论议，且曰：“王锷太原事绩，诚有劳效，人望不至，名器虚损。兼近进家财，似希圣意，后代之所讥。”

    上曰：“王锷太原功课，朝廷远近备知。宰臣亦数言其事绩为诸镇之最。当残瘁之后，成雄富之实，朕所以悬加官爵，祗奖功劳。有效不酬，何以劝诸方镇，不虚中书乎？若以进财诱动，不量可否，便得宠荣，即王播前后进奉数百万贯，便合与平章事也。我但观事迹虚实，以行其奖励，非感于财物，卿当悉之。”

    论天地祭器敝恶

    学士李绛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荐祖庙，祭器敝恶，深乖祗敬。”上悚然曰：“虽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庙，不得亲行，令宰臣摄事，每至其日，朕未尝不夜半时起，沐浴盥栉，肃恭以至明旦时，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亲祭，如不祭。’况享荐器物，至于破损，大乖精洁之诚。”当时便敕所司，并令修饰，务在精细，无至因循了日，逐件进呈。

    论任贤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上从容言曰：“朕观前王，任多贤才，所以理。即今日都无贤才可任，何故也？”绛对曰：

    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贤则理，用邪则乱，明著史传，不敢备陈。夫圣王欲理当代之人，祗选当时之贤，极其才分，便可致理，岂借贤于异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甫、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事状横于目前，理乱存于史策。夫致贤之路，历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轻待臣下，不以己能盖于凡器，折节下士，卑躬礼贤，天下仰知圣意，贤能之人方出。是岩穴无晦迹之俦，朝廷有佐时之器矣。

    上曰：“何以知其必贤而任之乎？”对曰：

    圣问至当，诚为难知。尧舜亦以知人为难，况近代浇薄，真伪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验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无贪秽之迹，当事坚正，无阿容之私，章疏谏诤，无希望依违之苟，左右献纳，无邪佞愉悦之辞，言必及远大，行不顾财利，如此则可谓近于贤矣。若言必谄谀，动关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扬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观望主意，以希合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为志，为主招怨，为身图利，斯可谓之小人也。验之以行事，参之以舆议，然后用之。委用之后，名实相副，则当任之。既任之，则当久之。使代天下之绩，久而化成，然后圣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贤者行理端直，身寡党援，拔擢贤彦，则小人怨谤，杜塞邪径，则奸人构陷，制度画一，则贵戚毁伤，忠正进用，则谀佞攻击，夫用贤岂容易哉！自非圣主明君，悬鉴情伪，不使毁谤得行，疑似生隟，尽其才器，极其智用，然后政化可得而兴。故齐桓公任管夷吾，尊之曰“仲父”，而齐国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对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参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贤不至，则贤者不出，故喻以蜗蚓之饵，以求吞舟之鳞，设釜钟之禄，以致济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数事，验之以言，校之以实，采之于众，任之以权，则贤不肖得矣。伏惟圣智详察。

    上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