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反对派的做法通常有两种：一个是**者的喜好，选择血腥残暴的方式，从**上对政敌加以消灭。这类做法，不符合当前欧洲绅士政治的主流，德赛也不屑于去做，或者换句话说，目前还没必要去做；二是大肆玩弄权术，以法律或道德的文明手段，抹去其政治生命。前警务大臣富歇、普鲁士驻法大使小布伦瑞克公爵，就是这样的牺牲品。

    但在伊比利斯半岛，德赛喜欢采用最佳的方案，说服或是胁迫那些受人尊重的反对者加入己方阵营，这才是成熟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从最早的安全村开始，到赫鲁纳，巴塞罗那，以及如今的萨拉戈萨。

    费尔南多侯爵，便是其中一例。

    1809年，随着萨拉戈萨的沦陷，布斯托神父战死于市政厅广场，帕拉福斯将军被软禁在马德里，布雷塔伯爵夫人领导的军委会选择了与法国人妥协，那位费尔南多侯爵事实已成为阿拉贡地区反法抵抗派的最高领袖。

    当德赛旅在马德里起航时，费尔南多侯爵顺利摆脱了法国人的监视，从萨拉戈萨潜逃到塞维利亚（西班牙反抗军大本营，临时最高议会所在地，后迁至加的斯。而此时的塞维利亚政-府正值内讧时期，保守派贵族不顾国土大部沦陷的事实，依然拒绝自由派的主张，不愿意在取消封建领主制，限制宗教干涉世俗，以及加强闻出版自由等方面做出让步。

    党同伐异，处于政治目的的保守派还大肆攻击自由派的拥护者费尔南多上校，指责这位侯爵的军事失误是造成萨拉戈萨沦陷的根源之一。若非自由派的强烈抗议，外加英国公使的干预，保守派组织的特别法庭差点将阿拉贡的爱国者投入监狱受辱。

    两个月后，在英国公使的积极斡旋下，各派势力总算达成相互妥协，其间塞维利亚临时政-府也恢复了费尔南多侯爵的荣誉，晋升其军衔为将军，并承认他在阿拉贡地区的领导地位，将其重派往萨拉戈萨，担当该地区反法抵抗派的最高指挥官。

    从1809年9月之后，得到塞维利亚政-府与英国大力援助的阿拉贡游击队再度团结起来。在费尔南多将军的指挥下，各路游击队放弃了针对法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围攻，活跃于山区乡野，专门伏击法国人的补给辎重与运送车队，令当时的阿拉贡法军总督，内伊元帅担当头疼。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使得交战双方不再将彼此视为最大威胁，内伊元帅有意识的收缩起防线，将非交通枢纽的广大农村与中小城镇留给反叛军。在收复大部分失地与数十万民众的同时，费尔南多将军及其领导游击队同样背负起自身法克服的巨大包袱。

    借**通不便、补给困难的等因素，已迁徙到加的斯的西班牙反抗军中央政-府，拒绝救济深处内陆地区的阿拉贡灾民。等到饥荒进一步加重，蔓延阿拉贡全境，造成尸横遍野的严重后果时，赈灾力的费尔南多将军及其领导游击队也逐渐丧失民心、军心。

    此时，德赛的军队已经完成对加泰罗尼亚全境的有效控制，赫鲁纳公爵的目标所向，开始转移到阿拉贡地区。军情局的间谍以及收买流民代表纷纷出动，进而向费尔南多侯爵，各个游击队指挥官游说，期望他们倒向未来的加泰罗尼亚政-府。

    费尔南多侯爵对此倒是义正言辞的断然拒绝，坚决维护西班牙王国的统一，但他的众多部下却抵抗不了军情局间谍的蛊惑，尤其是同乡亲友声泪俱下的苦苦劝说。在“人道盾牌”行动之后，北阿拉贡地区的游击队纷纷主动向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军队缴械投降。

    在顺利接管北阿拉贡政权后，德赛师团止步于埃布罗河北岸，并未顺势占领阿拉贡南部，除了政治、经济与法律等综合因素外，还有一个缘由，就是南阿拉贡地区的游击队忠实于费尔南多侯爵，德赛不希望效各地的法军指挥官，把大部分兵力与精力用于围剿游击队。

    期间，谢内尔上校曾向赫鲁纳公爵提议，军情局已锁定费尔南多侯爵的藏匿位置，随时能派出特工以暗杀手段，直接除掉这位阿拉贡抵抗派的军事领袖，但德赛没有同意，那是他自有安排。

    在德赛的精心策划与雷蒙。雅克中尉的周密组织下，使得愚不可及的达维亚男爵夫人与志大才疏的小布伦瑞克公爵，两人共同合谋刺杀赫鲁纳公爵的阴谋，不仅成为一场荒唐的政治闹剧，还将辜的费尔南多侯爵推至峰顶浪尖。

    19世纪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