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潼关残余的西军出降，而萧关城中的守军争相弃走，大散关和武关相继兵不血刃而下；包括关内四要在内八百里秦川的帝王之资，就此彻底落入掌控之中了。

    只是所谓山河险阻、四塞墉固而沃野千里的所谓“帝王之资”，早已经是名不符其实了；

    源自前朝的过度开发和明显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战乱拉锯和灾害频繁的水利系统崩溃，让这里曾经绵连不绝的良田沃野和人烟鼎沸的村邑市镇，都变成了满眼望去大片大片鸟兽草木横生的荒野和废墟。

    就连曾经显赫天下的西京长安城，都不得不被后来历代的所废弃，而只留下原本城西北大明宫的位置上，重新以土木筑城而居，权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占领和控制权宣示。

    因此，罗括了整个偌大的关内道之后，居然只有二十几万口民，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在高宠手上带过来的山南、巴蜀等地移民，而另一部分则是西军藩镇所随军迁移过来的领有。

    所以，我治下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营田大使继续移民以填关内，然后尽发俘虏以平整道路和修复河渠水利故道。

    只是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居然还找到了几只躲在太白山和楼管山中，昔日被打散后就失联的高宠麾下关内军小股人马。

    如今我新占领下的地盘虽然横跨数道之大，但是相对总体上的人口而言还是相当的地广人稀的；因此，至少在两三代人的数十年内，暂时还不用担心人口压力引发的土地问题。

    而且关内道的人口不足，完全可以引入相对地狭民贫的河东道和人口相对富集的河北道，来在短时间内进行填充和补足，同时还可以顺手瓦解这些地方上残留的宗族、乡党等一系列连带问题。

    不管你一个地方上的大姓族群，是如何羁绊深厚又是人身依附关系盘根错杂，固然可以凭借地方上时代积累的资源和影响力，对历代政权的各级官府进行阴奉阳违的抵制和反抗；

    但只要被军事暴力镇压而强制移民打散开来异地安置之后，所谓血缘和亲属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自然给隔断而随着时间逐步疏离开来。

    但这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和军事组织架构，来从政策诱导和武力镇压方面双管齐下的推动和进行着；至于相应人口安置的粮食、农具和牲畜、种子，乃至相应模范式屯庄的工程建设什么的，反而是淮镇内部大循环生产体系下最不稀罕的东西了。

    事实上，在历年积累而成的原始的化肥工业和鸟粪石、绿肥发酵，发达的河渠网络和蒸汽水车灌溉等的多种农业加成之下；就算作为主要产区的两淮和安东之地，哪怕不是在大丰之年或是局部有所的旱涝损益，也依旧可以提供和保证相对稳定而可观的农副产品数量。

    在关内缴获自西军那些堆积如山的旗鼓甲杖器械，虽然除了骑兵装备之外，主战部队和防戍军已经不怎么使用和看得上了，但是用来武装那些缺少火器的地方守备团和屯庄巡护队，还是比较有用的。

    当然了，另一个关键就是抓住了西宁******的那个伪天子李失活；虽然这只是各沐猴而冠的角色，但无论算是在名分大义和人心取向上，瓦解遭受惨败的西军联合；还是在鼓舞后方军民士气上都是有着极大的好处的。

    就连南朝大梁都无可匹敌的西军，名义上的主君和尊奉对象都被我们给俘获了。正所谓是充满不了“天命昭昭，合当在我”的意味，足以成为新一轮的后方宣传浪潮和对南方舆论攻势的主要素材。

    美中不足作为东进的西军总帅赵熙，却是让他给跑掉不见了；

    虽然有罗克敌和赵良嗣分率一部骑兵，在西北向的延州境内截住住了著名“沙州官健”和“敦煌骑从”的大部，而肤施县五龙山下爆发了一场堪称悲壮的歼灭战；但是最后被拱卫在其中宁可被抵近马驮小炮轰成血葫芦、烂筛子，至死也不肯投降的主将，却被证明只是一个体貌近似的替身而已。

    不过，就算是替身也有替身的作用。更何况这次还缴获了代表西军总帅身份，大部分货真价实的旗鼓仪仗，连同这个替身的人头一起使用，足以以假乱真的作为招降和打击敌军士气的重要手段了，

    反正剩下犹自被截断在南方和散布在西北境内，各部西军的残余势力和地方派系，又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分辨真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