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肇坚嘴里说的那些上海来的商人，是1949年国民党战败之后，从上海大批迁往香港的商人，商人这个词其实用的不够准确，的确其中有很多上海富商，实业家，但是也有不少贪污下巨额财富逃到香港存身的前国民党高官，更有一些诸如杜月笙之类的江湖大亨。

    这些沪上来客各个身价不菲，而且全都是在远东不夜城的大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多年的顶尖人物，驾临香港这种小地方，自然如同气吞山河，猛龙过江。银行业，珠宝金行，工厂，物流，航运，只要看准一个行业赚钱，就会冒出四五个上海来的商人合伙投资砸钱进场，快速抢占本属于这些本地华商的市场。

    坦白说，潮州褚耀宗也好，五邑周锡禹也好，甚至是东莞蔡文柏也好，这些本地华商金字塔顶端的几位大佬，在香港做生意少的也做了二三十年，多的更是父子两代在香港做生意，大风大浪见过不少，眼光阅历城府能成为三大粤商商会的魁首，又能差到哪里去？但是却都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多富商巨贾同时出现在香港这个小城市。

    最主要的，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守规矩的外来人。

    香港地方小，但是却不排斥任何一个外来者来这里赚钱立身，这些沪商资本大，喜欢做大生意，本地的粤商们就算抱怨对方抢了自己的生意份额，但是倒也不会下黑手，或者做些恶性竞争的龌龊事。

    褚耀宗这些传统中国商人说不出金融市场，资本运作这些比较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单词，但是多年商海搏杀经验也知道，这些沪商带来香港的金钱越多，香港的生意就能做的越大。

    所以从1949年沪商入香江开始，本地粤商一致认为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做生意，这些上海人离开故土进入香港，作为地头蛇的本地商人不能给这些同族的外来者太大难堪，因此并没有特意联手针对这些势大财雄的沪商，始终是抱着粤商与沪商良性竞争，大家各凭能力赚钱，和气生财的念头。

    但是这些沪上来客却没有和气生财的想法，上海虽然是远东大都市，租界林立，但是终归之前还有国民政府监管运作，而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殖民地，监管力度和各项政策条例远没有上海时那么严苛，这让发现各种商业漏洞的沪商们顿时按耐不住，从49年年末到如今51年，短短两年时间，就已经将本地粤商们逼迫的连连画招退步。

    一向是粤商天下的银行业，航运业都已经被沪商割裂掠夺占下小半，大多数粤商立足的金银业贸易场，如今更是粤商与沪商二分天下，场内一半，场外一半。

    “大家都是中国人，冇人话不准他们来香港做生意，但是做生意要守生意的规矩，这些上海商人，全都都是投机客，和你我不同嘅，今年从春节后算起，关门的银行有四家，银号有五家，钱店有三家，加在一起足足十二间，全都是我们广东人的生意，而且也全都是那些上海商人设局出手，故意挤兑，如果不是恒生银行出手救下几个，关门的会更多。”杜肇坚喝完茶水，目光烁烁的望向褚耀宗说道：“就连巴士和小轮这两项生意，已经不是有一两个上海商人想要插手，还好我勉强在英国人眼中还有些名望，又拿到过勋章，与英国人还算说的上话，不然恐怕我的生意也已经被上海人抢走一半。”

    褚耀宗慢条斯理的帮两人茶盏里再度斟满茶水：“大陆解放不到两年的时间，香港中国人开的大小银行，银号，钱店已经关了最少三十家，如果我们广东人的银行同上海人的银行斗，手段不外是提高存款利息再互相挤兑，斗到最后，渔翁得利的是英国人，把那些想存钱的人都赶去英国人开的银行，这段时间，英国鬼佬任由银行业动乱，未必不是想看我们中国人内斗，每关掉一间无论是广东人的银行，还是关掉一间上海人的银行，那些普通百姓都会对我们中国人的银行失望，最后，把辛苦赚来的钱存到鬼佬开的银行里。”

    “不斗又点样？难道任由这些上海人不守规矩出招，我们就不能还招？不讲银行，讲金银场（指香港的金银业贸易场），金银场规矩，如果不是金银场的行员，如果想参与金银场的买卖，必须委托金银场的行员进行，这些上海佬却偏偏搞对敲，把本来属于贸易场的利润，都在场外吃了下去，金银场的规矩不是英国人订的，是我们中国人订的，所有行员都是我们广东人，上海佬这么做，就是赤裸